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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雙方何去何從 先細看中美雙方的關系

2016-12-15 18:55

中美關系一直是大家比較關注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們過去和美國的關系并不是和睦的,從一開始的敵視到現在的和平共處,中國在中美雙方的關系上也是下了很多努力的,但中美雙方未來怎么發展現在誰也不清楚,今天我們就一起來解讀中美雙方何去何從。

93歲高齡、近百次訪華……12月2日,習近平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這樣一位在中國家喻戶曉的“老朋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眾所周知,上世紀70年代初,基辛格的一次秘密訪華,開啟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歷史進程。從此,浩瀚的太平洋兩岸,少了急風險浪,多了波瀾壯闊。

基辛格1971年秘密訪華已經過去了45年時間。45年間,中美關系雖經歷風風雨雨,但總體不斷向前發展。雖然早已離開華盛頓權力中樞,但基辛格從未遠離美國政壇,一直以各種形式活躍在美國的外交舞臺上,特別是在中美關系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

12月2日,老朋友再次相見,恰逢美國政府換屆、中美關系承上啟下的特殊時機。習近平再次語重心長地談起中美關系:“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的中美關系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亞太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與繁榮。”

針對美國“進入新舊政府更替階段”,習近平在中美關系歷史的見證者面前,以歷史的角度切入:“建交以來兩國關系發展的實踐證明,中美之間共同利益遠大于分歧。”“我們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確保中美關系平穩過渡,并在新的起點上繼續穩定發展,譜寫新的篇章。”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在會面中再次提及了“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個詞。他說:“中美雙方要正確理解彼此戰略意圖,摒棄零和思維,堅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繼續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對于雙方差異,習近平則表示,“要以建設性方式妥善處理兩國間的一些不同看法和分歧。”

近一個月以來,習近平通過同特朗普通電話、在秘魯會見奧巴馬等,多次就中美關系作出重要表態。對習近平主席傳遞的信息,基辛格積極評價:“我相信,推動美中關系持續、穩定、更好地發展,也會是美國新政府的期待。我愿繼續為增進美中相互了解和交往合作積極發揮作用。”

“評判每一代人時,要看他們是否正視了人類社會最宏大和最重要的問題。”習近平主席曾公開引用基辛格的封筆之作《世界秩序》。處在關鍵歷史當口的中美關系,不僅聚焦著兩國的目光,也承載著整個國際社會的期待。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合作才是中美兩國唯一正確選擇,期待中美關系排除干擾,沿著正確方向繼續健康穩定發展。

今天,庫叔推薦基辛格著作《論中國》的一部分,讓我們回顧四十多年前,基辛格的一次秘密訪華。

尼克松擔任總統期間最具戲劇性的事件是以近乎秘密的方式進行的。尼克松認為,北京的外交之旅要獲得成功就必須保密。行動公開會啟動美國政府內部的復雜的許可程序,更要咨詢包括臺灣在內的世界各方的意見。這將迫使我們將北京之行的前景作抵押,而在我們去之前又無從了解北京方面的態度。公開透明是政府運作的根本原則之一;但是,建立更加和平的國際秩序這一歷史機遇機不可失(失不再來)。

于是我們一行經由西貢、曼谷、新德里和拉瓦爾品第前往北京,代表總統進行一趟沒有聲張的發現之旅。我的隨行人員除其他美國官員之外,還有一個以北京為目的地的核心小組——作為國家安全顧問的我本人,3個助手和兩名秘密特工。由于最后一個目的地的戲劇性,我們必須在每個城市進行令人厭倦的停留,其日程特意設計為枯燥無味的例行公事,好讓媒體不再跟蹤報道我們的行動。在拉瓦爾品第,我們消失了48小時,對外宣稱的理由是我要在巴基斯坦位于喜馬拉雅山腳的一個山中避暑地修整一下(我佯裝身體不適)但我們真正的目的地是北京。在華盛頓,只有總統和我的首席助手亞歷山大·黑格知道我真正的使命。

當美國代表團在1971年7月9日抵達北京時,我們對微妙的中國式交流有所體驗,但對與北京如何進行實質性談判則毫無經驗,更不用說中國的待客之道了。美國對共產主義外交的經驗來自同蘇聯領導人的接觸,主要是同安德烈·葛羅米柯。他傾向于把外交變成一場對官僚意愿的測試。他在談判中彬彬有禮但實質上毫不妥協一有時候人們會感到他正在強制克制自己。

但中國在接待我們的秘密來訪以及在之后的對話中完全沒有強制克制的感覺。在之前的籌備工作中,他們在傳遞信息時有時會莫名其妙地斷斷續續。現在則似乎沒有任何事干擾到我們東道主的泰然自若,他們看起來就仿佛歡迎來自美國總統的特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一件最最平常的事。

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更接近中國傳統外交風格,而非我們與其他共產國家談判時見到的并且習慣了的裝腔作勢的風格。歷史上,中國的政治家善于用款待、慶典和精心培育的私人關系來達到他們治國的目的。這種外交風格非常適合于中國傳統的安全挑戰——在周邊不斷的武裝挑釁下保存一個平靜的農業大國。中國生存下來,并且通過巧妙的平衡藝術運用恩威并施加上輝煌的文化熏陶保持長期的強盛。

在我們這次行動中,接待服務不是在我們到達北京而是在沿途的伊斯蘭堡就開始了。令我們驚奇的是,一群會說英語的外交官已經被派到巴基斯坦,隨同我們旅行并在五小時的飛行途中幫助我們解除任何對不詳目的地的緊張情緒。他們先我們登上飛機,讓我們隨行的安全特工嚇了一大跳(譯者注:差點拔槍),因為他們受訓把穿毛式服裝的人當作敵人。在途中,這隊人開始驗證他們對我們的研究成果,練習他們的外交舉止,和為他們的總理收集我們使團個人性格方面的情報。

這個團隊是周在兩年前親手選拔的,那時與美國開放的想法剛剛萌生,在四位元帥的報告以后。中方陪同人員有唐龍彬(外交部部長助理)、章文晉(前大使,外交部歐美和海洋事務專家)、毛的侄孫女王海容(外交部翻譯)和能力非凡的唐聞生(南希)(布魯克林出生,后隨家回國參加革命,外交部翻譯和咨政)。

當我們的飛機在中午降落時,葉劍英元帥在北京機場歡迎我們,這象征著解放軍支持新的中美關系。元帥用中國造長版高級(紅旗)轎車載著我們一行,車窗掛著黑色窗簾,一路安靜地駛向釣魚臺。這是一座位于北京西郊由紅墻圍著的皇家園林宮觀,里面有以前皇帝釣魚的湖,現在是國賓館。葉建議我們稍事休息,四個小時以后周過來歡迎我們并進行第一輪談話。

周主動來見我們是一個相當禮貌的姿態。一般的外交禮節是訪問代表團在一個東道主國的公共建筑里被接見,特別是當賓主的官銜等級相差很大的情況下(周是總理;而我是國家安全顧問,相當于內閣部長秘書,相差三級)。

我們很快發現我們的中國主人給我們安排了幾乎不可能完成的游玩日程,好像告訴我們二十年的隔絕之后,他們現在并不特別著急搞定一個實質性的協議。我們計劃在北京呆48小時。我們不能延長我們的逗留時間因為我們要趕到巴黎開越南方面的會議;我們也控制不了巴基斯坦的總統座機,它把我們帶到北京。

當我們看到日程表時,我們注意到有一個四個小時的參觀紫禁城節目,加上等周的四小時,八個小時就沒了。事實上,第二天晚上,周還沒有空兒,他要會見北朝鮮政治局的成員。這是預先定好的不能改變了——也許不是為了掩蓋這一秘密之旅。如果再算上兩個晚上16小時的睡眠,那么就剩不到24小時的時間供在過去二十年中有過戰爭、接近戰爭并且沒有任何重大外交接觸的兩個國家舉行第一次高層對話。

事實上只安排了兩次正式談判:在我們到達當天下午4:30-11:30,7個小時;和第二天下午12:30-6:30PM,6個小時。第一次會談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行,按中國外交程序,由美國作臨時“東道主”。第二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由中國作東道主。

可以說中國表現出來的若無其事的態度是一種心理壓力。當然,如果我們沒有取得進展,尼克松將大為困窘。但如果過去兩年里我們對中國外交活動的分析是正確的話,既然情況已經緊迫到促使毛澤東發出邀請,那么美國特使的拒絕也會讓北京處于棘手境地。

對抗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這正是我們出現在北京的原因。尼克松急于轉移美國人對越南的注意力,毛的決定是為了迫使蘇聯在同中國進行軍事對抗之前投鼠忌器。雙方都輸不起。雙方都知道此舉所關系到的利益。

在一次罕見的共同分析中,雙方都決定要集中探索對方對國際秩序的看法。既然這次訪問的最終目的是開始探究兩國之前的敵對外交政策是否可以達成一致,那么概念化的討論,盡管有時聽起來更像兩個國際關系學教授而不是現任外交官在對話,其實是實用外交的終極表現。

當天晚上,當周恩來總理抵達的時候,我們的握手——至少在尼克松抵達中國公開重復了這一歷史性握手之前——具有象征意義,因為國務卿約翰·杜勒斯曾經在1954年的日內瓦大會上拒絕同周握手。然后,我們一起走進一間會議室,賓主在一張蒙著綠色桌面呢的會議桌旁分兩邊面對面坐下。這里,美國代表團第一次感受了這位半個世紀來跟隨毛經受了革命、戰爭和動亂的傳奇人物的風采。

在我六十年的公眾生涯中,我從來沒有見到過比周恩來更迷人的人物。中等身材(譯者注:基辛格說他是小個),優雅,富于表情的面孔上嵌著一雙黑寶石般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能夠以超人的智慧和敏銳的洞察力發現對手心理的細微變化,從而占主導地位。

當我與他相遇時,他已經追隨毛四十年并作了二十年的總理。他是毛和毛的宏偉規劃中的群眾份子之間不可缺少的調解人,他把毛的宏偉藍圖變成具體的項目。甚至,許多中國人感激他能把毛的規劃過分之處調到可以容忍的幅度。

這兩位領袖的差異反映在性格上。只要有人群,毛就是以主導的巨人出現,而周是細雨潤土式的。毛的激情能夠壓倒對手;而周的智慧能夠說服或超越對手。毛是嘲笑式的;周入木三分。毛認為自己是哲學家;周把自己當作管理者和談判家。毛熱心于加速歷史進程;周滿意于充分發揮現狀。周經常說:“一個好舵手能夠駕風乘浪。”當這兩位偉人湊在一起時,分工是不言自明的,原因不是在正式職位的意義上,而是在周的性格行為的深層方面。

周和我終于面對面坐下來共同探討我們兩個以前互有敵意的國家和解是否真正可能。周邀請我作為客人先講兩句開場白。我已經決定不提兩國隔離的細節問題而把重點放在地理政治前景下的中美兩國關系發展。我的開場白包含了一些華麗的詞藻:

“許多訪問者都來到過這塊美麗的,對我們來說仍然是神秘的土地……”

在此,周打斷說:

“你很快就會發現她不神秘。你跟她熟悉以后,她就不像以前那樣神秘了。”

揭開對方的神秘面紗是定義我們面對的挑戰的一個巧妙設計,但周更進了一步。在他面對二十年以來第一個美國使團的講話中,他強調恢復友誼是新關系中的一個主要目標——就跟他對美國乒乓球隊說的一樣。

不過,這有點是一個硬腦殼的不帶感情的友誼概念。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依然保持了一些傳統的管理風格。在其中,對方會以被加入中國俱樂部的“老朋友”身份而受恭維,這一“哥們兒”姿態使分歧在感情上更加復雜化、對抗變得痛苦。

但同時,個人關系的重要性超乎外交戰術的意義。中國的外交從幾千年的經歷中汲取的教訓是,在國際關系中,每個問題明顯的解決方案通常是一堆相關問題的引子。因此,中國的外交家認為保持關系的連續性是一個重要任務,或許比文件更重要。與此相比較,美國外交傾向于把問題分解成自成一統的小單元,然后依其自身的優劣逐一解決。在這樣的任務中,美國外交官也重視個人關系。差別是中國領導人不將“友誼”僅僅局限于個人資質而更是長期的文化、國家和歷史聯系;美國人則看重對方的個人資質。中國的友誼概念往往是通過培植非實體的利益保持關系的長久性;而美國的概念是通過社交接觸促進正在進行的活動。有時,中國人肯為站在朋友一邊的聲譽花點價錢(當然不是無限的)——比如,毛在尼克松(因“水門事件”)遭到反彈被迫辭職下臺后仍邀請他到北京(此是后話)。

一個經常被中國領導人應用的文化特點是他們的歷史觀——用與西方不同的時間范疇思考的能力。與世界上其他國家領導人相比,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在一段時間內取得的成就,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上都只能代表一小段。中國過去的輝煌時期和規模給中國領導人披上歷史永恒的衣缽。外國的會見人會被感受到他站在大自然的軌道中間而他的行動早已命中注定為中國歷史的前進火車作縮寫注腳。

在我們到達北京后的第一次交談中,周大膽地斷言美國的歷史比中國長,似乎作為歡迎我們的禮帽姿態。不過,在接下來的話中,他又回到傳統的觀念:

“我們是太平洋兩岸的國家,你們有200年的歷史,而我們從新中國成立算起只有22年的歷史。因此,我們比你們年輕。至于古代歷史,每個國家都有——美國和墨西哥有印第安人,南美洲有印加帝國。遺憾的是他們的象形文字沒有保存下來,丟失了。至于中國古代歷史,一個最好的特點就是書寫文字,根據歷史文物記載,它包含了4000年的遺產。這對我們國家的統一和發展有利。”

周試圖全面地尋求一個新的國際關系路線,強調從孔子學說到共產主義發展出來的新的道德規范:

“毛主席多次說過我們絕不作超級大國。我們爭取的是,所有的國家,大的小的,都一律平等。不僅僅是兩個國家平等的問題。當然,我們兩國能在平等的基礎上談判是一件好事情,我們可以交流看法,尋找共同點,和把我們的分歧擺在桌面上來。為了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真正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國與國打交道必須在平等的基礎上。這是不容易的。”

在第一次會晤時,周就一刀斬斷這個“歌迪亞死結”。(譯者注:這是源出于古希臘傳說的成語,歌迪亞(Gordius)是公元前四世紀小亞細亞地區的一個國王,他把一輛牛車的車轅和車軛用一根繩子系了起來,打了一個找不到結頭的死結,聲稱誰能打開這個難解的Gordianknot誰就可以稱王亞洲。這個結一直沒有人解開。到了公元前三世紀,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拔開身上的佩劍,一下子就把這個死結斬開了。)

基辛格:我要問總理你要如何進行下去。我們可以二者選其一:我們可以雙方先交換問題,保留答案在最后;也可以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討論。你覺得怎么樣好?

周:你的意見呢?

基辛格:我不堅持。一種可能的方式是,因為周總理先表達了對臺灣問題的看法,我們也可以談我們對印度問題的看法。然后,我告訴總理我對他的臺灣聲明如何反應,他再告訴我他對我的印度支那觀點的反應。或者,我們一次討論一個問題。

周:怎么都行,你決定。你說什么都行。你可以先說臺灣問題或印度支那,或一起來,因為也許你們認為它們是有聯系的。

基辛格:我認為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聯系的。

周沒有堅持臺灣問題是優先問題也沒有堅持先決條件。最后,我們把從臺灣撤軍當作是解決印支戰爭的條件。

周在臺灣問題上的實質立場是我們以前在136次華沙會議上聽到過的,他在第一天的長長的討論中又措辭小心地重述過。美國政府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并接受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情的自然邏輯”決定了美國必須“在一段有限時間內從臺灣以及臺灣海峽撤走全部武裝部隊和銷毀它的軍事設施。”隨著這一過程的進行,美國—臺灣防衛條款最后就“不存在了。”

對美國而言,問題不是承認一個中國,因為兩邊都如此宣稱,而是把承認北京是“一個中國”的首都放進一個與國內政治需要相匹配的時間框架中去。這需要接下來幾屆總統的努力,小心地熟練地走一條平衡木,既要不斷加深與北京的關系,又要創造條件保持臺灣的經濟繁榮和民主。秘密之旅僅是個開端。中國領導人,盡管強烈堅持他們的立場,但沒有把它推向攤牌。

周在越南問題上和我在臺灣問題上一樣,顯得既不作出直接的承諾也不著急。周仔細聽取我的演說并提出尖銳的問題;然而他又適可而止,沒有施加一點道德上的鴨梨,更別說威脅了。好像中國對越南無論任何援助都是有歷史淵源的,而不是戰略或意識形態上的,他解釋道

“我們的祖先欠過他們的債。解放以后我們就沒有責任了,因為我們推翻了舊制度。然而,我們對他們仍然感到深深的同情。”同情,當然,不等同于政治和軍事支持;這是一個巧妙設計的方式向我們表達中國不會軍事介入和在外交上壓我們。

第二天下午的會議在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舉行,福建是一個省,在北京和臺灣的行政區劃分中,臺灣和那些近海島嶼都屬于這個省。

會議開始,周表述了中國的戰略藐視態度,即使所有能想到的敵人都聯合起來反對她:

“你喜歡講哲學。最壞的情況就是中國再次被分割。你們可以聯合起來,蘇聯占領黃河以北,你們占領長江以南,之間東部地區可以留給日本……

如果這樣的大動作發生了,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會準備如何應對呢?我們準備用人民戰爭作艱苦卓絕的抵抗,與你們進行長期斗爭知道最后取得勝利。當然,這需要一定的時間,和犧牲一些生命,但是這樣的事情我們不得不想。”

據說,周是在毛的特別指示下“夸耀”“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毛擔心蘇聯侵略,但他不想表達出憂心,更別說表現出有求于人了。對于天下大亂的描述是他試探美國態度的一招,避免了直接問會暗含憂心:把潛在威脅極致化和把中國抵抗的堅強意志明朗化。沒有任何美國情報估計構想過這樣一個催化性的偶發事件;沒有一個美國政策制定者考慮過這樣一個全球性的大沖突。然而在他的環視范圍內沒有確認明確的主要憂心問題——其實是蘇聯的進攻——這樣中國就不是一個求情者。

盡管表面上明白,周的演說是個微妙的路線,將話題引到關于戰略合作的討論。在大西洋地區,在若隱若現的威脅面前,我們與友好國家為盟。他們愿意將口頭承諾變成法律義務以得到安心。中國領導人反其道而行之。中國如何準備孤力堅持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即使在核威脅下,反對一切敵人的大聯合是那個年代中國標準的口頭禪。它的基本目的就是把自力更生變成一種武器,也是以戰略平行為基礎的相互支持的方式。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相互義務肯定不能寫在法律文件上,而是寓于共同的戰略看法之中。盡管中國沒有要求外部支撐,但基于共同的戰略考慮,它會自動起來,如果她的伙伴不以為然,中國也沒必要跟他扯。

在第二天會議要結束時,在必須會見他的北朝鮮同志之前,和我們不能更改的離別時間大約18小時前,周提到了尼克松訪華的問題。之前,我和周都相互瞟過,但有意回避先說,誰也不想應付拒絕或表現得像個求情者。周最后優雅地進入話題,就像它是個步驟問題(譯者注:決定雙方已經心照不宣)。

周:你對訪問的公告怎么想?

基辛格:什么訪問(譯者注:裝傻)?

周:只提你或是也提尼克松總統的訪華?

基辛格:我們可以宣告我的訪華并且說毛主席邀請尼克松總統訪華他接受了,在原則上或在明年春天一個固定的時間都可以。你喜歡那種?我認為兩件事一起提好。

周:那么,是不是能夠叫我們兩邊召集些人在一起草擬公告呢?

基辛格:就在我們討論的范圍內草擬。

周:兩個訪問。

基辛格:那好。

周:讓我們試試……我6點有個約會到10點。我的辦公室對你開放。或者你們回到住處討論。你們可以吃晚飯,看個電影。

基辛格:我們10點見。

周:好的,我會去你們的住處。我們將工作到深夜。

正如當時發生的,公告在當天晚上做不出來,因為在誰邀請誰的問題上雙方爭執不下。一邊想讓另一邊看上去更積極。我們把分歧分開。草稿需要主席的同意,而毛已經睡了。毛最后批準了這樣的說法:“獲悉尼克松總統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烈愿望”,周恩來“發出正式邀請”,尼克松“欣然接受”。

在星期天,7月11日下午,我們離開的飛機起飛前,我們終于完成了關于尼克松總統訪華聲明的草擬通稿。“我們的公告將震撼世界”,周說。代表團乘飛機返回,隱瞞著心中的興奮等待世界被震撼。我在圣克萊門特號稱“西部白宮”向尼克松作了匯報。7月15日,在北京和洛杉磯,同時地,秘密之旅和尼克松訪華的消息公之于眾。

7個月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在一個寒冷的冬日抵達了北京。對這位總統來說這是勝利一刻,這個死心塌地的反共者發現了一次地緣政治機遇并大膽地抓住了它。作為他所具有的堅韌品質的象征,也是他所開創的新時代的象征,尼克松希望獨自走下“空軍一號”與周恩來相見。周恩來身著筆挺的毛式服裝,迎風在停機坪等候;中國軍樂隊演奏著美國國歌《星條旗永不落》。象征性的握手為周拂去了十八年前杜勒斯冷臉的不快。但是作為一個歷史性事件,整個過程過于悄然無息了。當尼克松的車隊駛入北京時,路上完全沒有旁觀者。他的抵達在晚間新聞中作為最后一條播出。

盡管開端本身非常具有革命意義,但雙方當時尚未對最后的聯合公報完全達成一致——特別是在臺灣問題的關鍵段落上。慶祝還為時尚早,中國不想削弱自己在談判桌上泰然自若的姿態。而且,中國領導人知道讓尼克松臉上太有光彩更會使越南小兄弟暴跳如雷。在盟友的首都公開展現他們的敵人肯定會加重中越兩國的緊張關系。

作為補償,我們的主人以邀請尼克松與毛會晤替代公開的歡迎。其實,“邀請”不是一個準確的詞語描述毛怎么會見客人的。會晤從來不在日程表上安排;它就像從天而降。毛邀請尼克松的第一個信號出現在我們抵達之后不久,有人告訴我周要在接待室同我見面。他對我說:“毛主席想要見總統。”為了避免產生尼克松被傳喚的印象,我詢問了一些關于接見順序安排的技術問題。周回答說:“既然主席邀請他,就希望很快見到他。”在尼克松中國之行剛剛開始的歡迎儀式上,早在談判開始之前,毛就表現了他在批準國內和國際會晤方面的權威。在周的陪同下,我們乘坐中國產(紅旗牌)轎車前往毛的住所。美國的安全特工不準隨行,媒體也只能被事后通知。

我們穿過一道位于北京的東西橫貫線上的大門,來到了中南海。中南海里的路沿著湖邊逶迤蜿蜒,湖的另一邊坐落著高官的宅所。

毛的居所看起來沒什么特別,但稍稍與其他房屋拉開距離。我們看不到崗哨或者其他權力的象征。小小的前廳幾乎被一張乒乓球臺完全占據了。我們被直接帶到了毛的書房。這是一個不大的房間,三面墻是書架,書架上雜亂無章地擺滿了手稿。桌上和地上堆了很多書。屋子的一角擺了一張簡單的木床。

毛從一組圍成半圓的沙發中間站起身來,一個助手陪在他身邊以防需要扶持。我們后來才知道幾周前他因心臟和肺部患病而導致身體虛弱且行動困難。克服了行動不便之后,毛澤東展現了非凡的意志力和決斷力。他用雙手握住尼克松的雙手,對他露出了非常親切的微笑。這張照片后來刊登在所有中國報紙上。中國人會非常熟練地運用毛的照片表達氣氛和政策的方向。當毛陰沉著臉時,暴風雨就要來了。當毛用手指點客人時,這表示導師對他的“學生”有所保留。

會見讓我們第一次親身體驗毛的詼諧簡約的談話風格。大多數政治領袖用要點的形式表達他們的思想。毛以蘇格拉底式風格推進他的想法。他一般以一個問題或觀察開始邀請對方評論。然后,他又用另一個觀察承接前者。最后,這一大堆問題、觀察和諷刺性評論匯總到一個方向上,但通常不是一個有約束性的承諾。

從一開始毛就不像要與尼克松談論哲學或戰略的樣子。在從上海來北京的路上(因空軍一號需在上海暫停,換上中國的領航員,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被派去陪伴總統一行)尼克松曾對喬冠華說過他很想跟主席談哲學。毛知道在座只有我一人是哲學博士,他指著我說:“今天讓他一個人主講好了。”好像習以為常,毛在他的客人之間挑撥“矛盾”。

毛也不想談時政。

尼克松把問題用如下語言組裝起來:

“比如,我們必須問自己為什么蘇聯在你們的邊境有比在西歐邊境多的軍隊?我們也必須問自己,日本的未來如何?日本是不是——我知道我們之間有分歧——中立好一點,毫無防衛力量,或與美國有些關系?……(我的)問題是,人民共和國面對的危險是蘇聯侵略還是美國侵略。”

毛不上鉤:

“那些煩人的問題我可不想談。”

他建議那些可以跟總理談。

那么,毛到底想通過這一曲折拐彎的對話表達什么呢?也許最重要的信息都在不談之中。第一點,經過二十年在臺灣問題上錙銖必較以后,這一問題都沒提出來。所有與臺灣有關的話是如下進行的:

毛: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介石委員長,不會同意我們見面。他叫我們“共匪。”他最近講了話,你看到了嗎?

尼克松:蔣介石稱毛主席是“匪”。主席怎么稱呼蔣介石?

周:我們一般叫他們“蔣幫”。在報紙上我們有時也叫他們“蔣匪”;輪到他們,就叫我們“共匪”。我們互相罵。

毛:實際上,我們跟他的交情比你們跟他的長。

沒有威脅,沒有要求,沒有定期,沒有提到過去的積怨。在一場戰爭,兩次軍事沖突,和136次僵局的大使級會談之后,臺灣問題不那么急迫了。它被置放一邊了,至少是在當時。

第二點,毛想表達的是尼克松是受歡迎的。第三點,毛想把中國對美國的任何威脅排除掉:

“在目前,來自美國的侵略和來自中國的侵略不是個問題;也就是說,它不是個大問題,因為目前形勢下我們兩國之間不存在戰爭狀態。你想把一部分軍隊撤回到你們的土地上;我們的不到國外去。”

這句話隱含排除了在越南有像在朝鮮那樣中國大規模出兵干涉的擔憂。

第四點,毛想表達的是他在對美國開放的過程中遇到過挑戰但現在克服了。他給林彪送了一付嘲諷性的碑文,后者在1971年9月13日政變流產以后坐一架軍用飛機逃離中國的山海關(譯者注:原文指北京)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

“在我們國內也有一個反革命集團反對我們與你們接觸。結果是他們登上了一架飛機飛往國外……至于蘇聯,他們最后去收尸去了,但他們什么也沒說。”

第五點,毛贊許加速雙邊合作和鼓勵具體事情具體商量:

“我們這邊處理事情也很官僚。比如,你想有些私人層面上的人員交流那樣的事情,還有貿易。不是決定具體事情,而是停滯在我們堅持不先解決大問題就不談小問題。我自己就堅持那個立場。后來我看到你是對的,我們就打乒乓球。”

第六點,他強調他對尼克松個人的好感,他說他個人喜歡跟右翼政府打交道因為他們更可靠。毛作出令人吃驚的表白:他投過尼克松“一票”,并且他“比較高興右派掌權”(至少在西方):

尼克松:當主席說投我一票時,他是在兩個魔頭中挑小的。

毛:我喜歡右派。人們說你是右派,共和黨是站在右邊的;英國首相希斯也是右派。

尼克松:還有戴高樂將軍。

毛:戴高樂是不同的問題。他們還說西德的基督民主黨也是右邊的。我比較高興右派掌權。

盡管如此,他說如果民主黨在華盛頓得到權力,中國也會與他們建立聯系。

在開始的時候,毛顯示出準備好了大方向,但沒對將要開始的談判有任何具體指示。還不知道在臺灣問題上能否找到一個共同的說法(其他問題好像基本上都解決了)。

大方向定了,毛提醒如果我們達不成一致的聯合公報,要有耐心克服困難。毛爭辯說不要把后退當作失敗而要努力趕上。眼前的大戰略設計太重要了,它在其他所有問題之上——即使是臺灣問題。毛勸告雙方不要斤斤計較在一個談判問題上:

“談得好就好,沒有一致也好,如果我們只糾纏在死結上有什么好處呢?為什么我們非得達成一個結果呢?人們會說……如果我們第一次失敗了,人們會講我們為什么第一次沒能成功呢?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們走錯了路。那我們第二次成功了,看他們怎么說。”

也就是說,即使因為什么看不到的原因將要開始的談判又成僵局,中國仍會堅持爭取在將來與美國達成戰略合作的理想結果。

在會晤將要結束的時候,毛,這位繼續革命的預言家,對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總統強調意識形態再也不與兩國關系相關了:

毛:(毛指著基辛格)我認為,一般地說,像我這樣的人就像大炮。(周大笑。)我講那樣的話:“全世界團結起來打敗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建設社會主義。”

毛接著吼吼大笑,暗指那些對這一在過去二十年貼滿全中國的標語認真的人。毛最后以嘲諷、戲謔并令人安心的語言結束了談話:

“你不是我們要打倒的人。他(指基辛格)也不是。如果你們倆都被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

在我們的個人安全得到長期保證和我們的非意識形態關系得到最高權威的批準的情況下,兩邊開始了長達五天的對話和宴會,又有觀光旅游穿插其間。 

實質性的問題被分成三個范疇,第一個是雙邊合作反對霸權的長期目標—“霸權”不言而喻暗指蘇聯的詞語。這一問題由周和尼克松,也包括我,討論。我們每天下午至少見三個小時。

第二個是一個討論經濟合作和科技交流的論壇,由兩邊的外交部長帶頭。最后一個是聯合公報的草擬小組,有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和我領頭。草擬工作會議每天在晚宴后進行。

周和尼克松之間的會議是兩國元首(在某種意義上)之間的特殊相遇。尼克松集中地把美國政策的概念路線圖攤開在對手面前。鑒于雙邊的出發點,尼克松有必要讓對方聽到一個美國目標的權威性的可靠的指南。

尼克松對這個角色再合適不過。作為談判家,他不愿面對面地爭執—甚至有意回避——這有時使意思模糊。但他言簡意賅。在我認識的十幾位美國總統中,他對長期的國際趨勢有獨到的把握。他利用這十五小時給周展示了他對中美關系景愿及其世界影響的構想。

還在我進行秘密之旅的途中,尼克松就對駐臺北大使簡述了他的看法。這位大使將不得不十分痛苦地跟他的東道主解釋美國在未來的幾年將把政策腳步逐漸從臺北移向北京:

“我們必須記住,他們(臺北)必須有準備面對事實,就是一步接一步地與那邊——中國大陸——逐漸恢復正常關系。不是因為我們愛他們,就是因為他們在那……何況,國際局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尼克松預言,盡管中國內亂和貧窮,她的人民的杰出能力終將中國推進世界大國的行列:

“好吧,你就想一想,如果任何人用一個完美無暇的政府機制管理大陸。我的好上帝呀……世上無人能比,我的意思是,你讓八億人民在一個完美無瑕的體制下齊心盡力工作……他們肯定是世界領袖。”

回到北京現在時,尼克松在正點上。無論他對共產體系有什么負面看法,他不是到中國來對他們的領導人灌輸美國的民主和自由企業原理——肯定也沒用。尼克松在冷戰中尋求的是一個在部滿核武器的世界上的穩定國際秩序。這樣,在第一次與周的會談中,尼克松表達了對革命者真誠的敬意——盡管他早年認為他們的勝利是美國政策的失敗:

“我知道你們深深地相信你們的原則,我們也深深地相信我們的。我們不要求你們在原則上讓步,就像你們不會讓我們讓步一樣。”

尼克松承認他的原則讓他如許多美國人支持反對中國的政策。但是世界變化了,現在美國利益要求華盛頓適應這些變化:

“我的看法,因為我在艾森豪威爾政府工作過,那時與杜勒斯先生的相似。但是從那時起世界變化了,美國與人民共和國的關系也必須改變。正如總理在與基辛格博士談話中說到,一個好舵手必須能夠駕風乘浪,不然他就會被潮流吞噬。”

尼克松提議把外交政策建立在利益互惠基礎上。假如雙方的國家利益清楚并考慮到穩定的需要,或至少為了避免災難,這會給中美關系帶來可預見性:

“只在這里說,總理知道我也知道友誼——這點我感到我們個人之間有——不可能是一個有建樹的關系的基礎,至少友誼不是唯一的……作為朋友,我們可以同意某些優雅的語言,但除非那種語言達成的協議服務于我們的國家利益,它不會有太大意義。”

采取這樣的路線,坦誠是真誠合作的門票。正如尼克松對周說:

“非常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坦誠相見并認識到我們不會做不符合我們雙方利益的事情。”

尼克松的批評者把這類話語稱為一種自私的版本。

然而,中國領導人經常引用這些原話作為美國可靠的保證,因為它們精確、可計算、而且是互惠的。

在此基礎上,尼克松提出一個美國在亞洲的長期作用——即使從越南大部分撤軍以后。不一般的是他把它當作“相互利益”而表述。二十年來,中國的宣傳攻誨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存在是殖民壓迫并號召“人民”起來反對它。但是尼克松在北京堅持地理政治當務之急超越意識形態——他人在北京這點就說明了問題

有蘇聯在中國邊境陳兵百萬,北京不再可能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之上。他在這趟旅行之前就對我說過:

“我們不要對美國的世界作用感到抱歉。過去不必,現在不必,將來也不必。我們也不必主動講清楚美國將如何做。好的,換句話說,光著膀子(譯者注:英語里常說:丟了襯衫,輸光了的同義語),拍著胸脯,我們撤退,我們會這么做,那啥,還有其它的。因為我想我們必須說,好的,‘美國威脅誰了?你想讓誰玩這個角色?’”

尼克松訴求的國家利益在絕對意義上是很難用來規范國際秩序的。作為行動準則,定義國家利益的條件太廣,解釋幅度太大。需要價值認同相協調。

當中國和美國隔著二十年的裂縫第一次打交道時,兩邊的價值明顯不同,如果不是對立的話。在所有困難面前取得國家利益的共識就是最有意義的調和。意識形態只能使雙方走向對抗,在廣泛的邊緣問題上互相角力。

那么,實用主義夠用嗎?它可以使問題得到解決也可以很容易使沖突尖銳。每一方都比另一方更了解自己的目的。依其國內團結的地位,以實用主義角度作出的退讓會被國內的反對派稱為展示軟弱。因此,每一方都想把價碼抬高。在第一次與中國打交道時,問題是如何認同或使其認同利益的定義。尼克松-周的談話提供了認同的總框架,上海聯合公報是通向它的橋梁,但是在其中關于臺灣的段落上有過相當的爭論。 

通常地,聯合公報的適用期很短。它只定義氣氛而不是方向。但是總結尼克松訪華的聯合公報不是這么回事。

領導人都喜歡制造一個聯合公報完全代表他們的想法和談話的印象。最好雙方領導同意每個標點符號,而且是通常努力如此的。富有經驗的睿智的領袖知道怎么做好。尼克松和周都明白迫使領袖們在短期峰會內字字斟酌是無益的。通常,即使意志堅強的人在時間和媒體的壓力下也不能解開死扣。因此,聯合公報通常都由外交家事先大部分寫好帶到會議上來。

故事回到1971年10月,我專為此行第二趟來到北京。當時行動的代碼叫波羅-II(PoloII),因為在我們命名秘密之旅為波羅-I(PoloI)以后,我們就沒有想象力了。波羅-II的主要目的就是同意一個在四個月以后尼克松訪華結束時總統和中國領導人都能接受的聯合公報。

我們在北京政府結構剛剛經歷了一次大震蕩的時候到達北京。幾個星期前,毛親手指定的接班人林彪被指控一個陰謀。當我和隨從7月20日抵達北京時,危機的痕跡尚存。從機場到住地的途中,我們經過一些熟悉的標語“打倒帝國資本主義和它的走狗!”有些還是用英語寫的。在國賓館我們的房間里也有相同主題的傳單。我讓我的助手把他們收集起來交回給中國同級的官員,就說是前面的客人落下的。

第二天,代理外交部長在陪我去人民大會堂見周的時候注意到了那些政治尷尬。他專門讓我注意看墻上覆蓋住舊標語的新標語,這回上面用英語寫著:“歡迎亞非拉乒乓錦標賽!”其它的標語都被刷掉了。周提到那些笑笑對我們說,我們應該看實際行動,而不是言辭的“空炮”——幾個月后,我們又從毛嘴里聽到這個詞。

聯合公報的討論開始很平常。我先拿出一份早已準備好的尼克松看過同意的草稿。在那里,雙方肯定將致力于和平并在一系列未決問題上加強合作。在臺灣問題一節上是空白。周接收了草稿作為討論的基礎,并答應第二天早晨作出中國的改進和另種說法。

下面發生的卻不是我們合計好的。毛干預了,毛讓周停止草擬這種“臭大糞的聯合公報。”他可以把共產主義高調說成是“空炮”,但他顯然不準備放棄它們作為共產干部的指南。他讓周堅持在聯合公報里加進共產正統信念作為中國的立場。毛革命一生的基本點就是和平只能在斗爭中出現但不是它的終止。中國不怕對美國嗆聲。

周按毛的指示作出了他的表述。他用了一些不妥協的語言闡述中國的立場,留出空頁讓美國闡述它的。

(以下譯者引用上海聯合公報有關段落作比較如下:)

中國方面聲明: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國家不分大小,應該一律平等,大國不應欺負小國,強國不應欺負弱國。中國決不做超級大國,并且反對任何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中國方面表示: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解放的斗爭;各國人民有權按照自己的意愿,選擇本國的社會制度,有權維護本國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外來侵略、干涉、控制和顛覆。一切外國軍隊都應撤回本國去。中國方面表示:堅決支持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人民為實現自己的目標所作的努力,堅決支持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的七點建議以及在今年二月對其中兩個關鍵問題的說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聯合聲明;堅決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鮮和平統一的八點方案和取消“聯合國韓國統一復興委員會”的主張;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對外擴張,堅決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堅決主張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聯合國關系印巴問題的決議,立即把自己的軍隊全部撤回到本國境內以及查謨和克什米爾停火線的各自一方,堅決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維護獨立、主權的斗爭以及查謨和克什米爾人民爭取自決權的斗爭。

原來周的草稿(也是我的)是一種陳詞濫調,就像跟蘇聯簽的那種,雙方既不認真也不執行。現在,起初我嚇了一跳。后來,我反轉一想,這種不正統的格體好像解決了兩邊的問題。每一方都可以重申他們的信念,這樣對國內聽眾和不安的盟友也好交代。分歧在過去的二十年是人所共知的。對比正好凸顯了共同取得的一致點。在沒有外交代辦或充分安全的通信渠道情況下,我無法跟華盛頓聯絡,但我有充分信心知道尼克松會怎么想。于是我相應加強了美國的立場:

美國方面聲明:為了亞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對緩和當前的緊張局勢和消除沖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國將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穩定的和平。這種和平是公正的,因為它滿足各國人民和各國爭取自由和進步的愿望。這種和平是穩定的,因為它消除外來侵略的危險。美國支持全世界各國人民在沒有外來壓力和干預的情況下取得個人自由和社會進步。美國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國與國之間的聯系,以便減少由于事故、錯誤估計或誤會而引起的對峙的危險,有助于緩和緊張局勢的努力。各國應該互相尊重并愿進行和平競賽,讓行動作出最后判斷。任何國家都不應自稱一貫正確,各國都要準備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檢查自己的態度。美國強調:應該允許印度支那各國人民在不受外來干涉的情況下決定自己的命運;美國一貫的首要目標是談判解決;越南共和國和美國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八點建議提供了實現這個目標的基礎;在談判得不到解決時,美國預計在符合印度支那每個國家自決這一目標的情況下從這個地區最終撤出所有美國軍隊。美國將保持其與大韓民國的密切聯系和對它的支持;美國將支持大韓民國為謀求在朝鮮半島緩和緊張局勢和增加聯系的努力。美國最高度地珍視同日本的友好關系,并將繼續發展現存的緊密紐帶。按照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決議,美國贊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停火繼續下去,并把全部軍事力量撤至本國境內以及查謨和克什米爾停火線的各自一方;美國支持南亞各國人民和平地、不受軍事威脅地建設自己的未來的權利,而不使這個地區成為大國競爭的目標。

這樣,一個在中國土地上由中國新聞機構發布的聯合公報讓美國重申了它的承諾:“支持全世界各國人民在沒有外來壓力和干預的情況下取得個人自由和社會進步,”并宣稱了與韓國和日本的緊密關系。特別是提出了新國際秩序的看法,否定任何一個國家的霸權和允許各國在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發展自己。

至此,最有意思也是最重要的條款是關于“霸權”的一條,它說道:

——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沒有明說,但聯盟就建立了。在幾近迂腐的修辭學掩飾下,結論是令人震驚的。不到6個月前還是敵人,現在聲明他們聯合起來反對蘇聯圈的任何進一步擴張。這是個的的確確的外交革命,下一步肯定將討論抵制蘇聯野心的戰略措施。

當然,戰略的持久性取決于臺灣問題上的進步。到了尼克松訪華的時候,臺灣問題已經被雙方從各個角度加以探究過了。

談判已經到了這樣一個程度,雙方的外交家需要兩者擇其一。一個戰術是先擺出最高的姿勢,然后逐步下臺階,直到可以保持的最低姿態。這種戰術喜歡被熱衷于保護他的國內地位的談判家采用。然而,盡管開始“堅強”,過程則表現出逐步放棄最初的叫牌而顯得身段變軟。另一方有可能被誘惑得寸進尺。這樣,談判就像一個拉力賽。

避免強調過程而非實務,可取的路線是開叫就接近判斷出來的最可維持的結果,“可維持”的定義在抽象意義上就是雙方都有保持的利益。對臺灣問題來說,這有點難度,因為在這個問題上雙邊退讓的空間比較窄。因此,從一開始在臺灣問題上我們就提出我們判斷是一個建設性的發展立場。尼克松在2月22日把從以前交流經驗提煉出來的東西提升成五項原則。它們是全面性的但同時也是美國退讓的底線。未來將在這個框架里行駛。這五項原則是:

——肯定一個中國的政策;

——美國不支持臺灣內部的獨立運動;

——美國不鼓勵日本插手臺灣事務(鑒于歷史原因,是中國特殊關心的);

——支持北京和臺北之間的任何和平解決方案;

——承諾繼續關系正常化。

在2月24日,尼克松解釋了當美國遵循這些原則時臺灣問題可能如何在國內演變。他的意圖是,他確保,正常化在他的第二個選期完成,美國也將在那段時間里從臺灣撤軍——但他告誡他不處于作出正式承諾的位置上。周回應道,兩邊都有“困難”,沒有“時間限制”。

原則和務實主義就這樣存在于一個模糊的平衡當中,喬冠華和我草擬了上海聯合公報的最后部分。關鍵的地方就一個段落,但它花費了兩個通宵才產生出來。它這樣寫道:

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這一段落把幾十年內戰和敵意合折進一個肯定的一般性的原則之中,這一原則北京、臺北和華盛頓都可以接受。美國以承認海峽兩岸任一邊的中國人信念來處理一個中國的政策。這一表達式的靈活性讓美國在其后的幾十年把自己的立場從“承認”移位到“支持”。臺灣得到了經濟和內部民主發展的機會。中國得到了對其在臺灣和大陸之間的“核心利益”的承認。

盡管有時出現過緊張,上海聯合公報達到了目的。在它簽字生效以來的四十多年中,中國和美國都沒讓這一問題中斷兩國關系發展的慣性。這是一個敏感的有時緊張的過程。整個期間,美國肯定了和平解決重要性的看法,而中國則強調了最終統一必然性的信念。每一邊都采取了有克制的行動,并尋求避免強迫對方考驗自己的意志強度。中國宣布了核心原則但在實施時間上保持靈活。美國一直是務實的,具體事情具體處理,有時在很大程度上受國內鴨梨影響。就整體來說,北京和華盛頓都以中美關系為重。

盡管如此,任何人不能錯把暫時的平衡當作永恒的狀態。從來沒有一個中國領導人放棄對最終統一的堅持,或可以期望如此。同樣,不可預見美國領導人會放棄企望那一過程的和平方式的信念,或改變美國的看法。政治家需要防止政策漂移到雙方不得不互相考驗對方信念的性質和強度那一點。 

尼克松中國之行是為數不多的令國際事務出現重大改變的國事訪問之一。中國重新進入世界外交舞臺,美國戰略選擇增加,從而令國際體系有了新的活力和彈性。尼克松訪華之后,其他西方民主國家和日本的領導人先后訪問中國。中國和美國之間磋商的密集程度甚至在正式的盟國之間都是罕見的。

接下的幾個星期,美國有一種歡呼的情緒。許多美國人歡迎中國回到她原來所屬的(確實是)國際大家庭,并把這一新的事態當作國際政治的一個永恒特征(其實不是)。尼克松(天性懷疑)和我都沒有忘記中國執行以前政策的堅定性與當前一樣,而且她的領袖即使現在如何優雅迷人地禮遇我們,不久之前在相反方向的事業上依然邁著堅定的步伐。我們也不能假定毛——或他的接班人——放棄他們奮斗一生的信念。

未來中國的政策是一個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復合材料。對中國開放只是一個合作機會,在那里利益可以協調一致,分歧可以移開。在和解的時候,蘇聯的威脅是一個動力,但更深層的挑戰是建立合作信任,使得其后幾十年幾代領導人有緊迫感。這同樣促使美國方面的變化。中美和解的回報不是永久友誼或價值河蟹而是全球平衡的調整,這需要雙方領導人不斷地精心呵護,也許,總有一天,會達到價值和諧。

在這一過程中,每一方都是自己利益的監護人。并且,每一方都把對方當作與莫斯科關系的杠桿。正如毛不厭其煩地指出,世界不是靜止的;矛盾和不平衡是自然規律。反映這一觀點,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把尼克松訪華描述成是中國“利用矛盾,分化敵人,加強自己”的一個實例。

雙方的利益是否有一天會真的一致呢?這些利益能否有一天讓雙方擺脫流行的意識形態,從而避免對立情緒造成的混亂?尼克松對中國的訪問為應對這些挑戰打開了一扇門,但是這些挑戰如今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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