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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影響大局的事情,基層政府還有更好的辦法嗎?

來源: 瞭望智庫 2017-02-07 16:06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是毛主席的走群眾路線方針、也是解決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和干部與群眾問題的法寶。讓群眾蘊釀、討論共同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法規、再由領導機構監督執行、問題將得到圓滿的解決。黨的各級領導機構是否也存在問題?
地方政府和官方媒體幫助農戶推銷滯銷農產品本是件好事,但是除了這種事后補救式的登高一呼,他們原本可以做得更好.
1月11日央視新聞的認證微博號發布了一條引人關注的“代賣活魚”微博——幫助河北承德潘家口水庫“推銷”因全面清理網箱養魚而積壓滯銷、價格暴跌的近7000萬斤活淡水魚。
這種由地方政府或官方傳媒體“登高一呼”,幫助因各種原因積壓、滯銷、跌價的農產品尋找合適銷路、市場的做法,早在幾年前就開始出現,近年來則更見頻繁。
僅2016年傳播較廣的,就有河北“白菜之鄉”玉田縣通過政府網絡公號和門戶網站“吆喝兜售”滯銷跌價的8萬畝大白菜;陜西寶雞鳳縣各官方政務微博“網上呼吁找銷路”,為該縣黃牛鋪、紅花鋪等鎮滯銷菜花難題尋找“徹底解決”方法;福建建陽政府公號、官微積極幫助建陽水吉鎮和平村積壓、跌價大棚蔬菜尋找銷路;等等。
不論當地政府、有關職能部門還是官方傳媒,近年來都積極向“服務型”轉變,這種借助官方口徑“高屋建瓴”的優勢,利用官媒和網絡時代便利,解一方農民和基層農產品生產者燃眉之急的做法,無疑是值得鼓勵、贊賞和推廣的。
但在鼓勵、贊賞和推廣之余,我們似乎應思考另一個層面的問題:
基層農產品生產戶的積壓、滯銷、跌價困境以往固然也有,何以近年來出現得更頻繁、一旦出現損失更嚴重?除了待事情發生再“登高一呼”,地方政府、職能部門及官方傳媒、機構,是否還能有更好、更有效的幫扶辦法?
筆者至今仍與全國各地許多在農村生活、在基層從事農產品產供銷的朋友保持較多的聯系,許多朋友都反映,這種近年來頻繁出現的“豐收綜合癥”,成因是比較復雜的,其中固然有基層生產者、農戶盲目擴產,以及市場、氣候等發生急遽變化的因素,但很多時候問題卻出在“上游”。
什么是“上游”?我們看到,發生“豐收綜合癥”的地方、產業和產品,有的原本是當地產量不大但小有名氣和市場品牌效應的土特產,也有的原本在當地并不普及甚至根本“無種”,鑒于市場上“賣火了”而從外地引進的。
具體到單個農戶、基層生產者,作這樣的決策固然原因多多,但倘若成片、成規模,甚至幾千畝上萬畝地普及、推廣特定農副產品種植、養殖,背后多半有地方政府、職能部門等的信息提供、推廣提倡、資源供給,甚至政策扶植。
正如一位曾在陜南某縣遭遇“蘋果豐收綜合癥”的朋友所坦言,基層農戶是“棋子”,不可能具有“棋手”那般通觀全盤、高瞻遠矚的視野,“棋手”下出好棋,棋盤上每一粒“棋子”都受益匪淺,但倘若“棋手”一步走錯,每一顆“棋子”都難免受到牽累。
筆者的微博私信箱中經常會收到國內許多地方農戶懇求幫助推銷滯銷、積壓和降價農副產品的信函,一些熟人、鄉親甚至會直接通過網絡社交平臺找上門來。
有位鄉親曾說,他們鄉之所以放棄原本的傳統養豬業,改為集體飼養一種“嘴又刁、又嬌貴”的皮毛用經濟獸,完全是地方政府行政鼓勵甚至指令的結果,“當初他們信誓旦旦‘全包’,如今賣不出去怎么不‘包’了”;
還有一位南方鄉親表示,“上面”牽頭推廣的新種子“自己不能育種,全部要買,第一批是送的,不然我們也不會把原來備好的種都處理掉,幾個村都換新種”,如今市場滯銷,價格下滑,“算起來還不如種舊的賺得多”,地方政府也心急火燎,網上網下幫忙推銷,“可當初干什么去了”?
中國農副產品生產的集約化程度還不算很高,“棋子”的“能量”不可能和美國、阿根廷的“大農業”、“大牧業”相提并論,在很多時候,他們需要“棋手”的戰略眼光和前瞻性,才能在市場上占據先機和有利地位。不僅如此,相對于其它領域、行業,農副業“棋子”的“抗擊打能力”相對更弱,對“棋手”的依賴性也更強。
網絡時代、“大市場”時代固然便利了商品的流通,令許多原本“養在深山人未識”的好產品有了更強大的推廣、變現能力,令不少原本只能“小打小鬧”的農副產品、產業也有了“做大做強”的機會。但任何東西都是柄雙刃劍,網絡、信息和“大市場”也同樣會放大某些“負能量”——倘若“棋手”在謀局、布子時考慮欠妥,下出“疑問手”,在這樣的嶄新“氣場”里同樣會被放大。
如前所述,基層農副產品生產戶是“農產品一盤棋”中最弱勢、最難具備戰略眼光和前瞻性,抗風險能力較差的環節,卻同時又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環節,他們的利益倘受到傷害,整個“一盤棋”就會險象環生,既不利于市場及市場環節中的方方面面和每個人,也很可能影響到民生幸福、社會安定等大局。這就要求“旗手”們在“出棋”前多作“長考”,“出棋”時縝密斟酌,而不能總等到“出棋”后去補救——要知道,農副產品的生產要靠天吃飯(這個“天”可能是大自然的,也可能是市場等“非自然”的),很多時候也是“落子無悔”的。
特別應該注意到的是,文章開頭提到的“代賣活魚”,起因是水庫網箱養殖政策的改變。水庫是人工水面,沒有當初地方政府、職能部門的政策引導,不可能發展到年產1.2億斤的龐大規模;如此龐大規模的產業鏈突然發生“雪崩”,也并非純粹市場、氣候等因素所致,而是地方政府、職能部門出于保護水源地的需要,開始收縮網箱養殖的結果。
這種因政策一百八十度轉彎而造成的“棋子損失”在許多地方、產業都有表現,且未必表現為“大跌價”:以中外馳名的陽澄湖大閘蟹為例,同樣出于環保等考量,2016每個養殖戶養殖水面從20畝減少至10畝,總養殖水面從32000畝減少至16000畝,以當地平均畝產(不超過300斤)計,每個養殖戶的損失可想而知——盡管因貨源(指“真陽澄湖蟹”,不計“洗澡蟹”)銳減,價格其實是大漲的。當初將大閘蟹養殖當作“地方拳頭產業”推廣、扶植,其情其景猶在目前,如今卻已是明日黃花。
不論是潘家口的活魚,還是陽澄湖的螃蟹,當初“棋手”的提倡、幫扶是出于一片“幫農致富”的好心,如今“棋手”的削減、封禁也同樣出于對“大局”的考量、顧全,這些都是無可厚非的。
但必須認識到,這些“非市場因素”的政策轉向風險,較前面提到的那些,更難苛求“棋盤”上的區區一枚“棋子”可以未雨綢繆、可以及時規避,甚至許多時候,站在“棋子”的地位上,風險迫在眉睫,他們都未必知道。
這就要求“棋手”們擔負起更多前瞻、預判的責任,在“布局”、“變招”時作更多的通盤考慮,而不能讓“棋子”去操“棋手”的心——那樣非但不公平,對整個“棋局”、對與“棋局”有關的每一方面和每個人,也都沒什么好處。
說得再清楚一些,就是作為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利益更遠大、抗風險能力更強,且在特定場合和領域具備“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能力的地方政府、職能部門和官方機構、平臺,必須擔負起自己理應擔負的“戰略指導”、產業及市場前瞻責任,而絕不能把政策性風險全都轉嫁到農民和基層生產者身上。

附文:

一年簽下33份責任狀,誰為基層干部減負松綁?

文 | 劉良恒
本文摘編自微信公眾號“半月談”(ID:banyuetan-weixin),轉載已獲授權

“我也不知道具體簽了多少份,得好好數一數。”湘西某縣的一位鎮長對記者說。這位鎮長仔細梳理2016年與上級黨委政府簽訂的責任狀,共33份。除計劃生育、安全生產、食品安全、防汛抗旱外,還有煙葉生產、網格化管理、勞動力轉移和金融環境創建等。
張家界市一位鄉長對記者說,鄉鎮的一些責任狀是縣里自行“加碼”的,如經濟作物生產、果樹病蟲害防治等。
一些鄉鎮干部坦言,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本在職責之內,但各類責任狀過多、過濫,也就變了味、變了質,甚至讓基層干部像“無頭蒼蠅”一樣,做事抓不住重點,工作沒有效率,反而助長了形式主義,不利于責任落實。
基層簽的責任狀多,要應付的各種考核檢查自然就多。“責任落實得怎樣,上級部門不定期要來檢查。”一位鄉鎮干部說,這種檢查雖然不少是走馬觀花,但他們為此隔三差五就要準備材料、開會匯報、陪同檢查,不堪重負。
一些鄉鎮干部反映,在各類責任狀的重壓下,基層一些工作是看結果不問手段。“為應付上級落實責任狀情況的檢查,避免出現耕地拋荒情況,鎮政府甚至出錢請人種地。”湖南某產糧大縣的一位鎮黨委書記說。
“自從到這個鎮任鎮長后,每天都提心吊膽,生怕安全生產出問題。”湖南醴陵市一位鎮長對記者說,鄉鎮安監站人手極少,也沒有執法權。“鎮上有幾家煙花企業,如果發現有煙花企業違規生產,不管有沒有執法權,也會采取強制措施。”
年終考核時,為了完成責任目標,有的鄉鎮更浮夸造假。“只要沒出大亂,檢查意思意思就行了,上級部門一般也不會較真,反正你好我好大家好。”上述產糧大縣的一位鎮黨委書記說。
一些鄉鎮干部說,“擺平就是水平”,很多時候也是“迫不得已”。如一些農業項目需要配套資金,惠農政策的落實需要工作經費,為保證這些工作開展和責任落實,一些基層只能“拆東墻補西墻”,甚至不得已負債運行。
對有些責任狀,能不能完成,鄉鎮干部心里也沒底。常德市一位鄉長說,他所在的鄉鎮地處武陵山區,面積200多平方公里,共有17個行政村,鎮上沒有交警中隊和交管站,鄉里和村里都沒有執法權,看到有村民超載或三輪車載人,只能勸導,但往往起不到什么作用。“落實道路交通安全責任,我們沒什么有效的辦法。”
一些基層干部表示,守土有責,屬地管理,這些原則并沒有錯,但基層錢少權小事多也是不爭的事實,如果在正常的責任之外,一味將責任“包袱”往基層壓,效果并不見得好。
“像國土所、財政所、派出所等有執法權的站辦所都是垂直管理,規劃、建設等領域的執法權也都在縣直機關。”湘潭縣一位鎮黨委書記說,一旦簽了責任狀,有些部門就成了“甩手掌柜”,習慣站在上面發號施令、指指點點,把職責范圍內的事也扔給了基層。
“很多工作,鄉鎮跟縣里簽了責任狀,鄉鎮再把責任分解后壓到村一級。村里經費極少,村道維修、村容整治等,所有事情都要花錢,哪來那么多錢?”湘西一位村支書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一些基層干部表示,過多、過濫的責任狀該精簡的要精簡,該合并的要合并。一方面要爭取責任狀“瘦身”,為基層干部減負松綁;另一方面要加強上下聯動,形成合力。上級要積極為基層“撐腰壯膽”,在業務指導、執法支持、人員培訓等方面給予基層幫助。
湘潭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倪洪濤建議,應根據責權利對等原則,科學合理劃分上級和基層之間的事權和責任,構建嚴密科學的責任體系,上級的歸上級,基層的歸基層,各司其職,各盡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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