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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生子女政策引發人口老齡化 長期護理保險治標不治本

來源: 瞭望智庫 2017-02-07 16:52

截至2015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22億,占總人口的16.1%——按時間推算,這批人正是“獨生子女政策”的踐行者。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難題正困擾著無數家庭。

“哎,不能撿,這個我們不要了噢。”周霖拉過85歲老母親的右手,抽出一張花花綠綠的傳單,扔回垃圾桶里。母親左手緊緊拉著她。“乖哦。”周霖伸手理理母親的鬢角,牽著她繼續散步。母親嘿嘿一笑,望著垃圾桶,一步三回頭地跟上。

相似的場景一路重復了三四次。周霖今年60歲,是母親唯一的獨生女。三年前,母親被確診為阿茲海默癥(即民間俗稱的“老年癡呆癥”)中晚期。

“包包呢?”出門散步前,周霖問母親。母親樂呵呵地從沙發上翻出一個小包斜挎好。包里有一個老式手機,簡單撥號設置為周霖的號碼。還有一串記錄了母親基本情況和住址的名牌,和一個小小的衛星定位跟蹤器。

周霖打開自己的手機搗鼓了兩下,屏幕上出現地圖和兩條藍色的線——跟蹤器會記錄母親早晨在小區內散步的線路,如果超出周霖設定的小區范圍,就會響起警報。她打開另一個軟件,指著門上的感應器:“這個也是,只要開關門都會記錄,我們都能知道。”

家里的空調上方安裝了攝像頭,臥室和廚房也各有一個。這些智能產品都是兒子周祎安裝的。

周祎是獨子,生于1982年,周霖在政府機關上班,響應計生號召只生了周祎一個。后來重組家庭,丈夫也帶了一個兒子,家里才算有了兩個小孩。作為母親唯一的女兒和孩子的母親,年過花甲的周霖一度很焦慮。

母親從2015年春天開始情緒失控,變著花樣指責、辱罵家人,在家見什么扔什么,把東西往人身上砸,誰要靠近她就歇斯底里破口大罵,拳打腳踢。“甚至咬我、向我吐口水。”周霖回憶起當時的日子,用“水深火熱”來形容。

那時她整夜整夜地失眠:“覺得這輩子我可能完了,要被母親折磨死。”安眠藥吃了兩年,直到現在,不吃就睡不著覺。丈夫本來身體也不太好,這一來幾乎郁悶到了抑郁的地步。兒子周祎那時還遠在國外工作。 

“我只能孤軍奮戰。”她說。母親住院,別人家五六個子女輪流來守,她一個人,24小時陪在床邊,心力交瘁。恰逢單位組織體檢,醫生通知她說,體內可能存在惡性包塊,需要進一步復查。周霖腦海里冒出的第一個念頭是:“謝天謝地,這下可以早死早解脫了。” 

丈夫的父親在峨眉山腳下的養老院住,一個月2000元錢,有人給送飯送藥,洗澡洗衣,周霖一家每月都會去探望。“很多人不理解,好像把父母送到養老院是不孝、大逆不道。但沒有這個(照顧)能力的時候,你就一定要把他交出去。”周霖神情嚴肅。

根據衛計委等部門的指導意見,國家養老服務的基本原則是:對多數老年人,以社區和居家養老為主 ;對有需求的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以機構為依托,做好康復護理服務,著力保障特殊困難老年人的健康養老服務需求。

2015年5月,周祎回國,召集所有人為外婆制定了特殊護理方案。考慮到老人常年獨自生活的習慣,兩代人舉全家之力又買了一套房給老人住,與周霖家只隔一棟樓。此前周霖給周祎買的婚房也在同一個小區。周祎覺得母親很有遠見:“可以相互照應,也不會說太近,住在一起產生代際沖突。” 

說起照應,他想到的總是外婆。與父母早早為自己做好打算不同,他總覺得父母還沒老,也沒有正兒八經地考慮過如何照顧的問題。“也不知道該怎么計劃。我只能跟他們講,你們現在就是要把身體弄好,你們要吃保健品,我去給你們買……你們身體好了,我就輕松一點。”

如今照顧外婆主要還是由母親負責,他少有壓力。父母開明,住得又近,他對未來也沒有太多擔憂。想到背井離鄉去大城市打拼的獨生子女,周祎感慨自己幸運:“這種事他們肯定是需要權衡(是否回家照顧老人)的,有可能回家的話就真的什么都沒了。”

周祎在陪外婆做手工貼畫,他每天晚飯后都來看望外婆。簡單的手工和益智活動有助于鍛煉大腦,控制外婆的病情。

說到“需要權衡”,何倩正在苦惱中。她剛在上海交了買房的首付,拍到車牌。待了十年的公司即將上市,豐厚的回報近在眼前。2002年大學畢業后到上海奮斗至今,一切眼看著要走上正軌了。

命運讓她措手不及。2015年底,母親突發腦梗,待病情好轉回了家,就再也想不起要給女兒打電話。身在異鄉,電話是傳達親情的主要媒介,盡管可以打回去,但在何倩的感覺里:“突然之間,母愛就停止了。”

事情比她想得更壞。2016新年伊始,母親的短期記憶越來越差,何倩飛回昆明帶母親去神經內科檢查,確診為血管源性認知障礙。醫生說,平均壽命還能有4年左右。何倩覺得天都要塌了:“我媽才60出頭的人,怎么會那么快?!”

父親受打擊更大,總是一遍遍對她說,母親在腦梗一周前還好好的,整天參加各種活動“不著家”。“他沒有說他‘受不了’,沒有說這三個字,就是春節那時候天天對著我哭。” 何倩想起來就心酸。

那是個噩夢般的春節。父母睡覺后,何倩關了燈,靜靜躺在冰涼的地板上。“整個人已經麻木了。我就要這樣躺著,好像自己飄在空中的感覺,放棄了,對我自己不做控制了。太難受,受不了……”

節后回上海,車里放著古典音樂,她開始默默流淚,漸漸哭出聲音斷斷續續的,到后來壓抑不住地往外溢,最后干脆把車停在路邊,嚎啕大哭,直到喘不過氣也睜不開眼。

這還不是最壞。5月,母親晚上起夜時腦梗第二次發作,摔了一跤,右腳踝骨骨折。此后走路、站立日漸困難,半年后終于臥床不起。

早在春節期間,何倩就把昆明的養老院都跑了個遍,始終覺得不夠滿意,又請人上門護理,每月4000元。但母親覺得家里來了陌生人,沒有安全感,總是兇,讓他們滾。護工不到一年就換了7個。

平日里終究還是靠父親。每天早晨天剛亮,他就要起床,買早飯,給妻子換洗尿布,然后帶她去做康復治療,一忙一整天。妻子大小便失禁后,收拾整理、洗尿片的活兒,護工都是帶著口罩、手套,全副武裝。“我就不戴了。”何倩父親說。

身心卻實在疲憊。他退休前是政府機關的干部,朋友多,人緣也好,退休后仍有不少社交活動,妻子一生病都中斷了。妻子臥床后,挪動全靠人抱。12月底何倩回去時,發現父親患上了腰肌勞損。

與何倩母親一樣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稱為“失能老人”。有研究稱,到 2020 年,中國失能老年人口將達到 2185 萬人 。而一份十城市萬名老年人養老狀況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被訪者自評經濟狀況為大致夠用,但對“居家養老服務”的需求較大,高齡、空巢和失能老人是其中需求較高的人群 。 

何倩很揪心。她不知道母親的病情何時會惡化,更擔心父親扛不住身心壓力。由于至今未婚,在“被催婚”這件事上,她曾與父親冷戰過很長一段時間。如今恨不得一天打三次電話,打完了,心里的焦慮感才會降低一點。這讓她跟爸爸的關系“比以前任何時候都緊密”。 

有時她會想,如果有兄弟姐妹,總有一個人能陪著父母,或許會好很多。在家時偶爾表弟表妹來幫襯一把,她覺得差別很大:“哪怕不幫,跟他們說看著點兒你姑姑,我能出個門,也能解決一大半問題。”父親也說,孩子多肯定要好一點,“但也不能那么絕對,只能說相對。(如果)小孩不懂事,不爭氣,那生的再多也沒用。何倩出生于1979年,是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那時剛剛提倡“只生一個好”,如果要生第二個也完全可以,但何倩父母商量以后,一致決定要一個。“我們這一代人,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爹媽,是在時代當中比較特殊的一群人。(何倩媽媽年輕時)上山下鄉做知青,我是工農兵第一屆大學生……響應國家號召,只生一個子女,應該說在當時是必須的,(也覺得)有意義。”何倩父親說。

現在何倩每個月向公司請假三天,往返于上海和昆明之間。為了省錢,都買最晚的機票,深夜抵達后租車開回家。白天就開車帶母親出門散心,找更好的康復機構。幾番折騰,最近一次來回后,她自己也發了高燒。

然而依舊杯水車薪。飛機上的三小時是何倩唯一覺得“暫時和人間脫離”,沒有壓力的時光。更多時候,她心里充滿擔憂和愧疚:“我對我母親其實是沒有陪伴的。很想在她身邊。”

她想過把父母接來上海,也調查了許多養老院,還想過把房子賣了去租兩套,每天下班陪他們。可康復治療開銷不小,轉醫保手續也很麻煩。更重要的是,父親習慣了在云南的生活,朋友們的關心和支持對他是極大的安慰,來到上海對他的精神狀態未必有好處。

“我還跟他說,每個月放他三天假,跟我現在一樣,讓他回云南找朋友喝酒聊天。”何倩一面考慮著,一面又自我否定:“但我能來回折騰,因為我是年輕人,他恐怕不行。”

母親生病后,家里的角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變成了父親,拿主意做決定。我爸變成了我媽,從被照顧的變成照顧人的。我媽變成了孩子。”何倩嘆口氣。全家的未來擺在她面前,等著她拿主意:回家,還是不回?

“我肯定是要回來的”最多五年,這是費凡給自己設定的回家期限。她是上海人,“90后”,名校畢業后赴美國讀碩士,剛留在美國工作不久。2016年圣誕假期回國,父母征求她意見:美國現在挺亂,在那邊也很難穩定下來,要不就回來算了?她問:“你們真的要我回來嗎?”父母默默想很久,說,隨你。

“我能感覺到他們自己心里面是想我回來的。但又很矛盾,因為知道這(在國外工作)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回去的話就再也沒機會回美國了。我媽不希望我遺憾后悔。”而她自己也很矛盾。喜歡現在的工作不假,對媽媽的擔心更真。“她(媽媽)有‘前科’的!”費凡假裝生氣地嘟囔。本科出國交流期間,媽媽動過一個小手術,沒有告訴她。費凡發現后立馬改簽機票回國。

自此有了“心理陰影”。距離就像放大鏡,看不見摸不著的時候,一點風吹草動都能腦補出無數情節,擔心尤其會被放大。研究生最后一學期前,她回國做項目,飛機抵達上海時,只有爸爸來接。費凡心里就犯了嘀咕——平時媽媽肯定也來的。

隨后她得知,媽媽剛剛又動了一個手術。費凡特別生氣,爸爸趕緊解釋:小手術而已。“那時候他們估計也不知道是乳腺癌。”沒過幾天,外婆過世,費凡心里不好受,又擔心媽媽,基本寸步不離。那時,媽媽還要去醫院做各種術后檢查,“等結果的過程非常煎熬。”費凡說。

爸爸先拿到檢查報告:乳腺原位癌。原位癌是癌癥最早期,治愈率較高,世界衛生組織沒有將其列入惡性腫瘤的編碼。費凡當時并不知道,滿腦子都是:“還回去(美國)干嗎呀,研究生也不要念了。”后來知道不那么嚴重,才稍稍放心。

臨走時她強調好幾遍: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訴我。定位軟件也毫不猶豫安到了父母手機上:“只要他們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我就會打電話過去,打到接為止。”現在每天還要和父母微信語音。時差13小時,一端說早安,一端說晚安。每周雷打不動視頻一次。2016年圣誕回家,同事問她有什么安排。“我說能有什么安排,吃吃飯然后陪爸媽就好了。”費凡還沒有想過父母未來養老的問題,總覺得太過遙遠,但會自然而然地意識到,要陪伴他們。 

大學時她每周回一次家,周五早上爸爸會跑去菜市場買一大堆她喜歡吃的東西,然后媽媽燒飯,爸爸開車去學校接她。周末就一起去超市,買零食讓她帶回學校,或者逛逛街、看看電影,全家人一起在外面吃頓飯。

“父母的生活其實都在圍著孩子轉。”同齡人都是獨生子女,費凡看得很清楚。但生活中細微末節的變化,她未必全能體會。媽媽說,費凡出國以后,家里做飯就只燒兩個菜,有什么做什么,中午沒吃完就晚上接著熱。“女兒在家吧,肯定多燒幾個,中午吃了什么,晚上還要換一換。(女兒一走,)那種熱氣感沒有了。”

中國社科院人口所主編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顯示,因獨生子女與父母分居,日常見面少,影響親子情感交流,是比較普遍的狀況。在受訪分居家庭中,子女與父母每天見面的比例不足30%。近50%的家庭每周或只有每月能見面 。

費凡爸爸對女兒還算滿意:“她也是很戀家的,也是很照顧我們心情的。”媽媽還有一年退休,最近都在做準備,學古箏、學剪紙,想著以后寂寞的時候,能增加一點生活樂趣。

她和丈夫都不愿影響女兒的前程:“基本原則是,如果家庭和費凡的事情有沖突了,事業優先。”思念卻不是能用理性來分析的。媽媽說:“一家人在一塊,看得見,心里踏實。

不然總歸有點牽掛。”爸爸則說,現在都是獨生子女,一個孩子就是一個家庭,孩子離開以后,家庭就有點不完整。他希望至少再過十幾年,到自己70歲左右的時候,費凡能陪伴左右。

“經濟上不需要她承擔。照顧也用不到。還是精神上面的慰藉吧,老了以后可以陪我們說說話,聊一聊。”爸爸說。“我肯定是要回來的,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費凡說。外面的世界再精彩,父母終究是她最大的牽掛。她的回國計劃甚至比父親的愿望更提前:“最長五年吧。完全是因為我爸媽的原因,還是希望他們開心最重要。”

“希望你們這一代人幸福” 采訪結束后兩天,何倩發微信給記者:“采訪得如何?老爸吐槽我沒?”此前她總說,如果父親接受采訪,一定會埋怨她。早在父母退休之前,何倩就被做了好多次思想工作:回云南家庭氛圍更好一點,買房又便宜,父親人脈也廣,安排個工作不太難,認識的人多,解決個人問題也相對容易些……但她喜歡上海,不肯回去,又至今未成家。此前種種雞零狗碎,吵架也不知多少次,最嚴重的時候,差點就要脫離父女關系。

何倩父親的原話是:“肯定希望(她會來幫我)嘛。但她有事業心,做到現在不容易,也有一點光明的前景。個人問題雖然還沒有解決,但她也不是心灰意冷了,自己也很用心的。她也理解我,說到上海去,我講得難聽一點就像關在籠子里。我也不甘心。……這個怎么說呢,互相理解吧。她反正每個月都回來看她媽,也是辛苦得很,孝心這個方面還是不錯的。”

他希望妻子的身體好轉,能夠站起來,也把自己心態、身體調整好,還是待在云南。實在沒辦法,如果上海有更好的醫療條件和康復機構,或許也只能先去上海。經濟上他暫時還不需要女兒的幫助,覺得精神上能經常交流就行。

微信對話框那頭的回復中斷了。良久,何倩發來一條消息:“看到你發的這兩條我爸的話,眼淚立馬下來了。”

20多歲時她心懷怨念,覺得相比起有哥哥姐姐的同齡人,自己作為家中獨女,連要承受的愛與關心都多得過分,也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去獲得自我。30歲上的她有所體諒,覺得回家“被管”并非不可,只是要明確自己能做什么,可以既做喜歡的事情又能兼顧照顧父母。“現在這個想法更加明確,肯定是愿意回去。”她說。

周霖也在慢慢調整。此前為母親撿垃圾的事,她總是著急上火,周祎與她爭執過幾次,說外婆是病人,不能拿正常人的行為去比較,卻也不敢說太多:“大家的出發點都是希望老太太好。我媽作為主要照顧者,我還是要考慮她的主觀能動性。她要是哪天說,行,我不管,你管吧。那我就傻了。”

現在他每天晚飯后來外婆家,陪她聊天、唱歌、做手工,玩游戲,走之前就把陽臺上的大包小包廢品一起帶走。母親周霖在一邊哄外婆:“你撿的這些有用!還洗這么干凈,可以送人的,讓他(周祎)拿去送人。”

客廳的桌子上放著《兒童創意涂色》,田字格字帖,和一百以內加減法的算數題本。頁面的左上角總有紅筆批注的分數,都是周霖批的。電視后面的墻上貼滿了獎狀。“我們跟她說是街道啊、老齡辦發的,她可高興了。”周霖側過臉來半捂著嘴悄悄說,笑中帶點狡猾。

隨即她又轉過頭沖著母親,揚高了聲調夸:“穿的花衣服好漂亮噢,小章(指記者)都覺得你好看!”母親滿面笑容,抓住她的手。她依過去,摟一摟。“現在我叫她乖乖,她叫我寶寶。”周霖語調里帶著點苦盡甘來的得意。

耳濡目染,周祎希望未來也能像媽媽對待外婆那樣照顧媽媽。“但我不可能做到她那種程度……”話音未落,被周霖打斷:“關鍵我是退休了的。”她掰著指頭算:母親25歲生她,80歲生病時她55歲,剛好退休,如果自己在同樣的年紀生病,兒子還在工作,肯定顧不過來。

她轉向兒子:“不管父母當年是怎么含辛茹苦把你帶大,他們最終的愿望,就是希望你們這一代人幸福。”周霖又轉過身對著記者,語重心長:“國家把養老事業發展好,才是解放80后、90后這一代唯一的出路。” 

2016年6月27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關于開展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的指導意見》,在上海、南通、成都等15個城市展開試點,探索試行長期護理保險制度。

長期護理保險是指對被保險人因為年老、嚴重或慢性疾病、意外傷害等原因導致身體功能全部或部分喪失,生活無法自理,需要接受長期的康復和護理,接受他人護理時支付的費用給予補償的一種健康保險。屬于社會保障的范疇 。 

在上海交通大學老年產業研究所所長、上海市第三社會福利院原院長張乃子看來,這是解決未來獨生子女養老問題的最重要途徑。他介紹說,中國的養老是“9073模式”,即90%的老人可以自我照顧,7%的老人需要居家養老服務,3%的失能失智老人需要機構養老。

“3%的機構養老是不會增加的,但7%的居家照料是隨著高齡化程度而發生變化的。高齡老人越多,躺在床上需要照料的就越多,7%的比率就會上升。……居家照料最重要的就是誰出護理費、出多少,歸根到底就是錢的問題。長期護理保險解決的就是錢的問題。”張乃子說。

周霖所在的成都是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城市之一。她說母親一個月要吃2000多元錢的藥,自己只用出幾百塊,這一點確實非常好,但她也認為,錢無法解決所有問題——親情交流和精神慰藉是無法替代的。

如今母親依賴她,每天至少要見她兩次才能安心。兒子之前擔心她壓力太大,勸她和丈夫自駕出游。一說要走,母親就哭,委屈得像個孩子。周祎每天晚上去陪,但母女之間的親密感,外孫替代不了。

“你就是說我去火葬場,她(也)說,你去我也去。必須跟著我。我也是一樣的,一出去玩就著急她,心里老念著。”周霖的語調里滿是無奈,卻也透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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