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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公務員體質的背后 細看公務員該不該漲工資

2017-02-08 16:41

公務員這個名稱大家一定都很熟悉,一直是很多老百姓心中的鐵飯碗,而對于公務員的處境大家又了解多少呢,對于公務員體質的背后又到底有多少心酸呢,今天我們就來討論下公務員該不該漲工資吧。

這大概是所有話題中最“招罵”的一個:若說“不該漲”吧,難免有“吃里扒外”之嫌;說“該漲”呢,又怕被罵作“貪得無厭”。那“沉默”是最明智的選擇嗎?也不是,因為有人會覺得沉默是“立場不堅定”,也有人會認為沉默是“悶聲發大財”。

既然贊成不行、反對不行、不說話也不行,那就只能和稀泥了——在這件事上,和稀泥倒也并非全無意義:畢竟“公務員漲薪”本身并不復雜,反倒是圍繞“公務員該不該漲薪”展開的爭議,很復雜。

作為一名普通公務員,我的心情也很復雜。摸著良心說:憑我創造的價值,拿這些薪水,足夠了;但憑我面臨的生活壓力,拿這些薪水,不夠。當然,我有權換一個薪水更高的職業,至于我為何不換,一言難盡。這還只是我個人的看法,天下公務員何止千千萬萬,大家的感受想來不會都跟我一樣,這就更一言難盡。

所以,我今天想說的并不是“公務員該不該漲薪”,而是“關于‘公務員該不該漲薪’的各種觀點有沒有道理”。鑒于這個問題的復雜性,本文應該會比較冗長,看不完當然沒關系;然而如果您打算批評我——我相信您很可能會有這種沖動——我就只好懇請您看完全文后再這樣做。

一個大背景“公務員漲薪”,為何有爭議?

在所有“行業漲薪”中,“公務員漲薪”大概是最受關注、也最受爭議的。表面上看,這是因為公務員的薪水來自納稅人,其薪酬上漲關系到每個納稅人的切身利益,大家當然很在意;然而實際上,“吃財政飯”的并非只有公務員這一個行業,何以它最受“矚目”呢?

 有人認為這是公務員的“特殊性”決定的:在理論上, “公務員是否漲薪”和“漲多少薪”都應該由其服務對象——也就是公眾——說了算,而事實卻并非如此,大家當然要“罵娘”。這種觀點當然也有一定道理,但如真是這樣,這問題就永遠無解:假設你、我、他同為公眾,我認為該漲兩千,你認為該漲五百,他認為該降一千,咱仨啥時候能達成一致?要是三個人需要爭論一天,三億人要爭論多久? 

因此,我們固然可以說“公務員漲薪”的爭議是其“特殊性”所致;但要注意的是,這個特殊性并非“公權”與“民權”的沖突,而是“個體遭際”與“集體認同”兩種邏輯思維的混淆,同時這種混淆又被“江湖”與“廟堂”兩種話語體系的隔閡所加劇。也就是說,我們本不該“一桿子打翻一船人”,但公務員的特殊性決定了“一竿子下去必然打翻一船人”。

先說“個體遭際”與“集體認同”:這本是兩碼事,卻經常被混為一談。比如,當一位“非公務員”看到某個公務員架子挺大、或工作挺清閑、又或服務態度挺不好,他幾乎不會說“這個公務員不好”,而一定會說“公務員不好”。

 ——天底下那么多公務員,都“不好”嗎?他不管。

 久而久之,很多公務員也養成了“玻璃心”,一看有人說“公務員不好”,馬上覺得委屈:哪有你們說的這么不好?你們就知道罵,都不知道我多么辛苦!

 ——人家說公務員不好,一定是說“你這個公務員不好”嗎?他也不管。

 強烈的“集體認同”當然不是壞事,但如果雙方既把“個體遭際”代入“集體認同”,又將“集體認同”套入“個體遭際”,一方就難免有失客觀,另一方也無法保持冷靜。事實上,“公務員”并非很多人想象中那樣“都差不多”,它與“行業外”的差異固然很大,“行業內”的差異同樣很大。

首先,公務員與“非公務員”之間差異很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認為“華為員工不該漲薪”,但想來不會比認為“公務員不該漲薪”的人多——大多數人都承認“企業業績提升”與“企業員工漲薪”之間存在必然聯系,水漲了,船應該高;而大多數人(包括我本人)都看不出公務員的“水”是不是“漲”了,更看不出“漲”了多少,所以難免對“船高”產生懷疑。這是因為公務員的職責是“提供公共品”。

 舉個簡單例子:在我們國家,“安全”和“穩定”都是像空氣一樣的東西,人們平時不覺得這些玩意有啥了不起,但如果有一天它們消失了,相信大家立刻就能明白它們的重要性。可是,公務員總不能以“你們不讓我漲薪,我就讓‘安全’和‘穩定’消失”為籌碼,去“要挾”公眾吧?他們只能竭力維持安全和穩定的局面。這當然是不容易“量化”的,比如你很難搞清今年的“安全度”究竟比去年提升或下降了多少;可如果搞不清就不漲薪,對公務員來說顯然不太公平。當然,公務員們在“提供公共品”方面做得究竟如何,自有天下人評說,我稍后也還會提及,這里就不廢話了。

 其次,不同層級的公務員之間差異很大。“公務員”是個集合概念,但即使同為公務員,隸屬于不同層級的人們境遇也不相同。 

比如“體制外人士”可能會覺得,“公務員發不出工資”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但那只適用于市直及以上部門的公務員,在很多區縣和鄉鎮,公務員被拖欠一兩個月工資實在不算新聞。再比如,省直部門公務員至不濟也能混個正處級退休,而縣直部門的兄弟們混到正科級比登天還難,兩者的晉升空間沒法比,工資待遇當然也就沒法比。

至于“灰色收入”,現在倒是“人人平等”地都沒有了,不過大多數省直部門好歹有個食堂吧?那食堂的菜品挺多、價錢也不貴吧?很多部門還有午餐補貼,雖然不多,但基本可以保證職工吃午飯不花自己的錢。縣直部門的公務員就不大有這個待遇了,四年前我在某縣直部門工作那會兒,午餐多半是出門左拐買個煎餅果子打發;他們也曾嚷嚷著要建食堂,不過我聽說到現在也沒建起來,門口那賣煎餅果子的倒是被趕走了。“午餐差距”如此,“帶薪休假”就更甭提了,在很多鄉鎮,你就是“不帶薪光休假”,領導也不會答應——我都“五加二白加黑”了,你還休假?你的奉獻精神呢?!

再次,不同地域的公務員之間差異很大。上面說的一堆似乎表明,越“高級”的公務員越“爽”,但事實是大家各有各的難處。 

比如前文剛提到,省直部門公務員的晉升空間大于縣直部門,但反過來說,省直部門的正處級也就是個“干活的”,他們未必比縣直部門的副科級更“自由”和更“舒服”,尤其在很多富裕區縣,公務員的小日子比省城的兄弟們滋潤得多——要知道,在縣城,公務員多半屬于“中高收入群體”;在北上廣深,就是“中低收入群體”了。

比如這幾年,我之前在小城認識的朋友們陸續考來省城,理由是“在小城會悶成井底之蛙”,對此我深表贊賞,但也深感憂慮:考來后,他們的月工資比之前多了一千多塊,而省城每平米的房價比小城多了五千多塊,“井底之蛙”變成“房奴”,似乎未見得高明。 

當然,對此最有發言權的還是中直機關公務員——跟我級別差不多的年輕人,每月薪水也就比我多三四百塊,可北京的房價是我所在省城的三四倍,這讓他們情何以堪?有些單位還能提供個單身宿舍,象征性地收點租金;有些單位則只是一副“語重心長”:小伙子,你既然考來北京,對這里的生活條件肯定是有思想準備的呀!自己想辦法解決住宿吧!可那“小伙子”能有啥“思想準備”呢?最多只是一臉懵逼地機械點頭罷了。

我承認,有些單位有所謂“公務員房”,價格挺便宜,但近年來這種房子越來越少,幾乎沒有任何人能快速獲得買這種房的“資格”,大部分人要“熬”五六年甚至更長時間,這期間的生活壓力可想而知。何況在北京,不止買房要排隊,買車,看病,子女上學……干啥不得削尖腦袋拼命擠?

第四,不同部門的公務員之間差異很大。如果我說公務員內部也是“隔行如隔山”,很多人可能不大相信,因為在理論上講,公務員可以在各部門之間調動,僅此就可以說明不同部門的專業性差異不大。

可我有一個問題:當你看到“檔案局的公務員很閑”,就說“公務員很閑”的時候,你覺得人社局的公務員會贊成嗎?何況檔案局的公務員也未必天天都“很閑”。再比如,當你看到“住建局的公務員權力很大”,就說“公務員權力都很大”的時候,你覺得地震局的公務員(或參公人員)能同意嗎?何況住建局的公務員也不是人人都“權力很大”。

這其實是個說來很淺顯卻經常被忽略的現象:也許我們不能武斷地說哪個部門更辛苦、更高尚,但不同部門的公務員畢竟大不一樣;當然他們也有一樣的地方,那就是拿的薪水一樣。這肯定是沒辦法的——難道我們還能因為“采礦業的平均工資低于金融業”,就讓礦務局的公務員收入低于銀監會嗎?倘若真的如此,地稅局公務員的工資又該怎么定,誰收上來的稅多,誰就提成多?那可真是笑話奇談了。然而,如果大家的勞動有差別,勞動報酬卻無差別,則每個人對自己薪水的感受肯定都不會一樣。

最后,不同“位置”的公務員之間差異很大。前面說的都是“群體差異”,這里再說說“個體差異”:就算在同一層級、同一地區、同一部門,處在不同“位置”的公務員感受也不相同。

比如在企業里,業務經理“拿提成”,人力資源經理“吃死工資”,就算不被視為理所當然,至少也可以接受;但如果你讓你們單位業務科室的公務員收入比人事科的高,不光人事科的兄弟們會跟你拼命,業務科室的人也多半不會支持——誰知道他們哪天就被調到人事科去了。可這就產生了另一個問題:業務科室和綜合科室的工作也是大不相同的,如果大家拿一樣的工資,干活更多的人可能不太高興。

再比如,有些單位習慣“論資排輩”,個別年齡比較大的“老同志”收入比較高,承擔的工作任務卻比較輕,年輕人工資低,工作負擔卻比較重,怨氣也就比較大。一般來說,單位解決這兩個問題的手段不外乎“許愿”和“做思想工作”,也就是“把你分到重要科室,是歷練你,現在多干點,將來晉升速度會比別人快”和“老同志年輕的時候也是跟你一樣奮斗過來的,等你成了老同志就好了”。這些當然都有道理,也都是實話,但實話都能變成現實嗎?這就人人冷暖自知了。

其實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公務員的工資主要由職務工資、級別工資、工作性補貼、生活性津貼等組成,這些組成要素與“官銜”和“工齡”掛鉤,而與工作內容、努力程度和創造力不掛鉤;當然,“官銜”與努力程度是掛鉤的,但又不完全是這樣,它還與其他一些要素以及一些不可言說的東西有關。

關于“差異”的話題,啰嗦到這里也差不多了。其實我的重點很簡單:“體制外人士”因為某些公務員的某些作為,就給公務員整個集體“貼標簽”,是不公平的;“體制內人士”把這些“標簽”套在自己頭上,從而產生“玻璃心”,也是不理智的。當然,“標簽式爭議”不止發生在公務員身上,醫生、教師、甚至出租車司機,都曾被貼上各種各樣的“標簽”;不過公務員跟它們還不太一樣:關于公務員的爭議不僅是“職業之間”的,也是“江湖”與“廟堂”之間的。

 在盛行千年的“官本位”文化中,我們逐漸形成了“江湖”與“廟堂”兩種話語體系,而這兩者的溝通一直不太順暢,因此產生了誤會,誤會又導致了隔閡。久而久之,雙方打量彼此的眼光,都像戴上了“有色眼鏡”。

 這個話題要往深了說,估計足夠寫幾本專著;我要說的則很淺顯:時至今日,雖然不再有實體性的“江湖”與“廟堂”,但“公務員”仍未被完全視為一種“職業”——不僅在很多“江湖中人”眼里,公務員高高在上、神秘莫測,就連很多公務員本人,也以“廟堂主人”自居,自視高人一等。

 覺得對方高高在上的,自然難免“酸葡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你能干什么,憑什么拿這么多錢?!覺得自己高人一等的,自然難免“瞎得瑟”: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我這么能干,憑什么拿這么少錢?!

 這是真真正正的“雞對鴨講”。

 所以我說,如果一方動輒就是“這幫當官的……”,而另一方動輒就是“這幫老百姓……”,這爭議就永遠沒完沒了,就算公務員漲了工資,甚至就算其他行業也都跟著公務員漲了工資,大家仍然都不會高興。 

那咋整呢?在我看來,這要雙方換位思考,并且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唯如此,大家才能心平氣和地商量“漲不漲”和“漲多少”的事兒。

 下面,先讓我們站在公務員的角度看看這個問題。

幾則小故事“體制內哭窮”,該還是不該?

在正式講故事之前,我想先聲明一點:并非所有公務員都喜歡“哭窮”。比如我認識的幾百號公務員中,雖然大多數都覺得自己是個“真正的窮人”,但天天抱怨“工資那么低,不想干了”的人寥寥無幾。而且,我有些公務員朋友活得還相當滋潤,不僅年紀輕輕就有房有車,工作也不忙,每天健身、購物、讀書、娛樂,節假日還能出國旅游,生活可謂多姿多彩。當然,他們也有自己的煩惱,不過總體來說正能量滿滿、幸福感爆棚,對未來充滿期待。

 然而這里有個前提:我身邊“活得滋潤”的公務員朋友,無一例外地來自“實力比較雄厚”的家庭——這“實力”既包括硬性的“經濟實力”,也包括各種大家懂的“軟實力”。至于包括我本人在內的廣大“公務員”,在這份職業上獲得的幸福感似乎就沒那么多了。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概括:公務員這個職業,帶給人的“體面”多于“實惠”,它可以給“富人”錦上添花,卻不太容易讓“窮人”脫胎換骨。我們不是常說“升官發財自古兩道”嗎?其實對大多數普通公務員來說這是“一道”:既升不了官,也發不了財。

 也許這個判斷過于片面了,我但愿如此。不過其實我想說的是:那些既升不了官、也發不了財的公務員,“哭窮”有道理嗎?

 這就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了。下面我給大家講幾個小故事。

 第一個故事來自我剛參加工作時認識的一位副鄉長,她是女性,那時剛滿三十四歲,有個六歲大的女兒。

 她是三十一歲上被提拔為副鄉長的,在鄉鎮,這個“升官速度”算是“坐火箭”了。她當然對組織的栽培感恩戴德,工作格外賣力。

 然而鄉鎮工作可不是光憑“賣力”就能做好的,什么計生、維穩、招商、新農村建設,沒一個是“好啃的骨頭”。有時白天忙一天,晚上也不能歇著——比如很多鄉鎮政府都有“三夏防火”任務(有些地方還有“三秋防火”),也就是在雨季到來之前的干燥時節,要確保轄區內不發生大規模火災。對那些地處平原的鄉鎮來說,這活還不算太難,只要保證農民夏收時秸稈還田、不讓隨意焚燒,一般不會有事。但那些轄區內有山林的鄉鎮可就頭疼了:你怎么知道哪天晚上、會有哪個人閑著沒事、去哪個樹林里燒個烤呢?唯一的辦法就是每晚到山上巡邏。 

那位副鄉長所在鄉的轄區內就有山林,而且還不少,所以“巡山”任務很重,所有干部職工無論男女老幼,都得輪著來。她那個鄉政府工作人員挺多,每名工作人員半個多月才輪一次;但負責帶隊的科級干部沒這么多,六天就得輪一回,她是那六個人之一。

 說實在的,山林著火的概率并沒多大,而在那個年代,只要整個夏天不著火(或者著了火但不讓上級知道),每個人都能領到一點獎金。因此大家對這項工作也就嘻嘻哈哈,白天到山上繞一圈,就當郊游;晚上去山下晃悠一會兒,也就回家睡覺了。但這位副鎮長卻很認真,每次輪到她“巡山”,都要“真刀真槍”地“巡”上好幾個小時——這倒也不是因為她覺悟特別高,只是她恰好在鄉政府里負責安全生產工作,一旦出了事,板子肯定第一個砸在她頭上。

 第一年“巡山”時,她的女兒剛滿三歲,晚上非要纏著媽媽;她說媽媽要去山上啊,女兒說那我跟你一起去。她拗不過,只好帶著女兒一起爬那黑黑的山路,爬了幾次,女兒就感冒了——初夏的晚間,山上還是“陰風陣陣”的,小孩當然受不了。可女兒痊愈后還吵著要跟媽媽一起“巡山”,萬般無奈之下,她忽然從“陰風”中得到了靈感,帶女兒爬山時,專挑風大的地方給女兒講鬼故事,嚇得女兒再也不敢上山了。

 我認識她女兒時,小姑娘已經六歲,白天偶爾路過山腳,眼神中還透出恐懼。她鄭重其事地跟我講著那些荒誕不經的故事,讓我覺得特別好笑:一個無神論者,果然編不出什么像樣的鬼故事。

 其實那位副鄉長運氣不算壞,“巡山”三年,近千畝山林從未冒過一絲火星。但她終于還是無法忍受那繁重的工作(晚上“巡山”,不代表你白天可以睡覺),申請平調到了一個城郊街道辦事處。

 ——她領到的“防火獎金”比別人多一點,但每次也不過千把塊而已,她不想要了。她想的是,在晚間多陪陪女兒,并給女兒講點正常的故事。 

第二個故事來自我的一個同事,今年他三十二歲,跟我一樣是普通的年輕公務員,跟我一樣每天八點半上班,跟我一樣每天十二點吃午飯,跟我不一樣的是我幾乎每晚都六點下班,他有時晚六點下班,有時晚十點下班,有時次日凌晨兩點下班。

我不知道他那個處到底有啥可忙的,但總之他們很忙,我來單位這三年,有兩個元旦他們是在辦公室集體跨的年。更讓他頭疼的是,人家跨完年都步行回家了,他家卻在十五公里之外,而公交車總也不肯陪他一起跨年。 

好在單位給他報銷打車的錢:你讓人家加班到凌晨,人家怎么回家?總不能騎自行車走這三十里路吧?那等他到家也甭睡了,直接洗漱了出門接著上班正好。 

可是如今,這樣的生活走到了盡頭。去年年底,單位公車改革,我們一群小科員“彈冠相慶”:就那幾輛公車,本來也輪不到我們坐;現在每個月可以領六百塊車補,挺實惠。這哥們卻悶悶不樂。 

我很奇怪:這等于是漲工資啊,你怎么不高興? 

他白了我一眼:你是漲工資了,我呢?以后我打車就不能報銷了好不好! 

我愣了半天才反應過來:他每晚從單位打車回家,都要花四十塊錢,按一個月加班十天計算,就是四百。他的車補一共就六百,要是某個月加班超過十五天,他就得倒貼錢。 

從理論上講,車補的作用就是這個:公車雖然取消了,但你還得為公家辦事,所以才發給你車補。但實際情況卻是,像我這種加班既少、又沒太多外出任務的人,領車補等于實實在在的“漲工資”;對這哥們來說,則等于別人都漲工資而他沒漲。

“按理說,加班多的掙錢也該多啊!”一向和氣的他憤憤不平地說,“我這算混的啥?”

“唉,這個——”我一時想不出什么寬慰的話來,就例行公事地說,“你出力多,提拔得也快啊。”

“你確定?”他抬頭看著我,臉上表情甚是古怪。

“我——”我當然不確定,但又不能這樣說,只好轉換話題,“要不你買輛電動車?”

他笑了。“這才像兄弟說的話。”他說,“看來也只能這樣了。”

今年年初,他真的買了輛電動車,花掉了五個月的車補。然而省下的是以后每個月的車補。

第三個故事來自我的一位學長,今年他三十八歲,目前是副處級。

我上高中那會兒,他就已經參加工作了,那時他的工作地點是某個縣城,身份是事業編。有一次我們聊起“公務員薪水”的話題,這位學長給我們看了一樣東西:“××縣公路建設資本金認購證”。

我們問這是啥?他說這是他們曾經的“薪水”——縣里要修路,可是沒錢,只能借貸;借銀行的還不夠,只能借老百姓的,也就是“發公債”。然而縣里是沒資格發行公債的,何況就算有資格,老百姓也不會去買,因此這些“公債”最終只能“發”給體制內的人。

“然后你們就買了?”有個同學驚訝地問。

學長搖頭。“誰去買啊。”他忽然嘆了口氣,“這些都是從工資里扣的。”

“從工資里扣?”

“就是每個月少發給你一些工資,然后告訴你,這些工資被‘買’成‘債券’了。”學長晃了晃手中的“認購證”,“完全強制性的,沒商量。”

“那……”我弱弱地問,其實心里已經知道了答案,“他們后來還債了嗎?”

“當然沒有。”學長的回答不出所料,“后來縣里換了領導,誰還啊。”

“那你們就不去找他們?”好幾個同學異口同聲地問。

學長的臉上忽然閃過一絲悲哀的神色。“我們找過好多部門,也找過好多次,但解決不了。”

 我們都不說話了。隔了一會兒,一個同學打破沉默:“生氣嗎?”

學長緩緩地搖了搖頭。“當時挺生氣,現在不生氣了。”

 “是啊,都過去這么多年了。”我接口道。

 “唉,也不全是因為這個。”學長說,臉上再次閃過一絲悲哀的神色,“主要是理解了他們。縣里本來稅收就不多,還要上交一部分,留在自己手里的就更少;不借錢怎么修路,不修路怎么發展?”

 我愣住了——那一瞬間,我以為他接下來一定會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可他沒說。 

但我仿佛看見了佛祖。

他當然不是佛祖,這三個故事的主人公都不是。他們只是很普通的人,過著很普通的日子,有著很普通的憧憬,我從未聽他們“哭過窮”,但每當我看到有關“公務員哭窮真矯情”的言論,腦海中總會浮現他們的影子。我不是說“每個公務員都有理由哭窮”,但你能說“所有公務員都不該哭窮”嗎? 

的確,每個作為個體的公務員,都有權離開這個“低薪行業”,然而從社會的角度講,總要有人去巡那些山、加那些班、買那些建設公路的“債”——不然我們今天的生活,又從哪里來?

不過話說回來,公務員保障了社會的安定,“非公務員”也促進了國家的發展,大家都有貢獻;公務員有經濟的壓力,“非公務員”也有生活的苦楚,大家都不容易。如果公務員一味抱怨自己薪水低,那其他行業的兄弟們薪水很高嗎?公務員說漲薪就漲薪,對“非公務員”來說公平嗎?

這就是我要說的下一個問題:站在“非公務員”尤其是“體制外人士”的角度看,對公務員漲薪的質疑,有沒有道理?

若干老問題“體制外罵娘”,有沒有道理?

我之所以把這個問題放在后面說,是因為我自己身處“體制內”,對“體制外”的生活艱辛難有切身感受,不太容易設身處地地去揣摩“體制外人士”的心理。然而有一個比較淺顯的問題,我還是知道的:“非公務員”對公務員漲薪的批評,多半源自一種“要求公平”的心態——我拼命干活,賺的每一分錢都是靠自己努力換來的,你們呢?坐享其成!

這當然算不上客觀,但它是否也有一定道理?我認為有。 

我身邊的年輕公務員大多認為這種心態屬于典型的“酸葡萄心理”:這幫人,自己考不上公務員,就眼紅我們這些考上的。你們覺得公務員很輕松嗎?那好啊,現在公考這么公開透明,有能耐自己也考進來啊!光抱怨算啥本事?

一個跟我關系很好的朋友曾在一次聊天時,對這個觀點進行了概括總結:“那些罵咱的人,其實啥也不懂,他不知道咱花了多少時間、費了多少勁才考進來。你想,咱既能過筆試,又能過面試,素質肯定都是很高的,這可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萬里挑一啊!一流人才拿三流工資,還有人嫌高,這不扯淡嗎?”

我沉默了很久。“你覺得我說的不對?”見我不說話,他皺著眉頭問我。

我說這也沒什么對不對,只是我也想問你一個問題:假設,咱找來全世界最牛的公考專家,讓他出一份最公平合理的公考試卷,然后規定誰能把這份試卷做到最高分,誰就拿最高的月薪,你覺得合理嗎? 

他想了想說,那肯定不合理,公務員不能唯分數論英雄,你得看他能不能勝任工作。

這就對了。

 

說到底,一個人的“收入高低”應該與他創造價值(或者說產生效益)的大小相對應,而不是與他的“優秀程度”掛鉤。你考上公務員,也許可以說明你比考不上的人更適合這份工作,但這能說明你比考不上的人更“值錢”嗎?要知道,一個高級工程師的申論寫作水平很可能比不上一個普通公務員,但普通公務員的收入應該因此高于高級工程師嗎?一般公務員的邏輯推理能力當然也勝于一般的服裝店老板,但公務員應該因此比服裝店老板擁有更好的物質生活嗎?對這兩個問題,我想就連大多數公務員給出的答案也是否定的。

平心而論,大多數公務員所要求的,不過是“中等體面”的生活而已,這并不過分;然而因為自己是“萬里挑一”就自認該拿高薪的人也不少——我多么優秀啊!一萬個人想考我這個職位,最終我考上了,這還不能說明問題嗎?

這還真不能說明問題。譬如想當美國總統的人應該不止一萬,然而最終“萬里挑一”當上總統的那個人,既未必最優秀,也未必最幸福。

我們都在為成為自己想成為的那個人而奮斗著,也許能成功,也許不能。當我們不能,近在眼前的艱辛與遠在天邊的夢想就會煎熬我們,讓我們有抱怨、有牢騷、有困惑,這很正常。只是,若我們還懷揣著“書中自有黃金屋”的信念,以為一紙考卷可以帶來一生榮華,一場面試可以換回一世安穩,就不正常了。

 ——考上公務員,不一定意味著我們對得起那份薪水。寒窗十載、備考千日,不是“該拿高薪”的理由。

當然,這樣想的公務員并不太多,因此這還不是公務員對“體制外罵娘”十分反感的最重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應該是:很多公務員工作真的很辛苦、也很賣力,稱得上“櫛風沐雨”、“篳路藍縷”,卻一樣被罵。這自然讓人很不爽、很委屈、很沮喪。

關于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寫過一些,若讓我再寫一些,我仍然寫得出來;不過在這里,我打算說的是它的“另一面”:其實身處體制內的你我都很清楚,有些事,我們不得不忙,有些事,我們可以不忙。

 我們確實做過很多有意義的事,但這不意味著我們做的每件事都很有意義。比如,我們開的每個會,都非開不可嗎?我們寫的每篇材料,都非寫不行嗎?我們花好幾個晚上,把“認真貫徹”改成“積極貫徹”再改成“深入貫徹”甚至最后改回“認真貫徹”,究竟能改變什么、到底能幫助誰?

 我不知道。也許每個人對此都有不同的看法,我就不多說了。我只想強調:你忙是你的事,你忙的事能否給公眾帶來實惠,才是公眾關心的事。沒人會因為你很忙,就必須承你的情。 

何況這里還有個“社會機會成本”的問題:有些公務員忙的事——比如開展某項規劃、推進某項改革、促進某個行業發展等等,確實很有意義,但如果有人因此產生“我們貢獻很大、這事沒我們公務員不行、所以公務員該得到高額報酬”之類的想法,就值得商榷了。

 在這個世界上,有些事只能交給政府做,有些事只能交給市場做,還有些事既可以交給政府做,也可以交給市場做。如果公務員做的是最后這類事,就不大值得驕傲——你的貢獻看上去很大,但那只是因為你沒把機會留給市場。也許市場可以做得更好,比如以更低的成本獲得跟你同樣的效益,或以跟你同樣的成本創造更多的效益。

 

上世紀80年代末,我家有位長輩在省里某輕工業管理部門工作,那時的公務員普遍不是很忙,然而他很忙。到了90年代中期,他那終日忙碌的部門居然被撤銷,這讓他覺得非常不可思議:你知道我們每年干多少活嗎?沒了我們,誰來干這些?到時候亂了套,老百姓可是連衣服都穿不上了!

 那時還在上小學的我很相信他的話,著實為“穿不上衣服”擔心了好長一段時間。然而直到今天,他的預言仍未實現。 

也許,我們該跳出自己所處的“小環境”,去聽聽“大環境”中的人如何評價我們了。那評價當然未必全是客觀理性的,然而“吾日三省吾身”、“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先賢訓論,我們不該忘記;人家的質疑,也并非毫無道理。

關鍵得看我們怎么想。

一點小思考“回歸職業化”,是不是辦法?

總算寫到這里了。前文中我一直強調“差異”,而在這里,我要說的是“相同”:所有公務員都是人。

這是廢話,但很重要,因為只要是人,就會擁有七情六欲,就要面對柴米油鹽。說實在的,作為公務員大軍的一份子,我一直覺得這個行業很嚴肅,很神圣,很高尚,而且它也理應如此;但我畢竟只是個普通人。很多公務員都只是普通人。

我們也會為房子和車子發愁,會抱怨加班開會和寫材料,會想帶孩子去迪士尼轉轉、但一摸口袋、最終帶孩子去了樓下的小花園。我們甚至也會熬夜看皇馬和巴薩的比賽,會為胡歌的婚事操心,會在朋友圈里曬《薩利機長》或《你的名字》的電影票,或干脆為它熱淚盈眶。這是我們作為“人”的權利,也是我們作為“人”所不能逃離的現實。

我記得在《通稿2003》中,韓寒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教師只是一種職業,是養家口的一個途徑,和出租車司機,清潔工沒有本質的區別。”當時很多人對此義憤填膺:這貨胡說八道什么?!可現在回過頭看看,教師是什么呢?也就只是一種職業罷了。

當然,它有它特殊的職業道德。公務員也有,但公務員歸根結底也只是一種職業罷了。

“職業”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專業是責任,意味著敬業是義務,意味著與其他職業在地位上平等,不高也不低。也許,只有當“圍城內外”都把它視作一種普通職業,而不是什么“光宗耀祖”或“仗勢欺人”的工具時,有關“公務員該不該漲薪”的爭論才有可能停止。

誠然,如何評判公務員這個職業是每個人的權利,作為個人,誰都有權認為公務員就是“光宗耀祖”、或就是“仗勢欺人”,我無權干涉。但公務員不再“居廟堂之高”,其他人也不再“處江湖之遠”,則是現實。

——世上已沒有“廟堂”,也就無所謂“江湖”。我們都是職業化的公仆。我說這句話也不是因為高尚,只是因為社會契約在約束著我。

網友薦論

  • 公務員該不該漲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這是大多數人對公務員的態度決定――印象不好。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以下經歷:1:在銀行辦理銀行卡等事情時,10個服務窗口,只開放2個。10多個人,只有2個人在做事,剩下的在玩手機聊天,就算你過去咨詢也得不到答案,態度相當惡劣。2:在交警大隊處理違章,這種情況也十分常見。3:電信電力局繳費,諸如等等的公共服務平臺也有不少情況一樣。我在這里反問一句,為何你們的態度如此不好?別說你們的工作壓力大,服務時間長,我們普通的群眾工作時間和工作壓力不比你小
  • 本文作者寫了很多,其實放在其他崗位都能這么分析。我們沒有反對公務員漲工資,我們討厭的是大部分公務員的工作態度,華為的職工漲工資我們不反對,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創造了價值,還因為他們的工作態度好,有盡一切能力為消費者服務和著想的態度,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職工就會被裁,企業就會倒閉,不被消費者認可,說簡單點就是我不認可你我就可以不刁你,不買你的東西。反過來講,作為公務員,你們有像企業那樣盡心盡力為民眾服務的態度嗎?好好工作不一定就是在為社會著想為民眾著著想,那是作為公務員的基本素質,公務員是社會和人民的公仆,你們得有這顆心,這也是群眾對你們的期望,公務員不能把自己當一般的企業職工來對待,要不然公務員大部分還不如企業職工,公務員面對的大部分還是基層的群眾,作為政府單位的工作人員,如果你們對群眾態度不好,政府會辭退你嗎?不會;如果公務員一天很清閑沒有為群眾服務的心,單位會辭退你嗎?不會;如果你對辦正事的群眾態度不好服務不到位,單位會辭退你嗎?不會。如果政府大部分人干的都不咋樣,對群眾不冷不熱,群眾能不刁你嗎?不能;哪個群眾生下來都要跟政府部門的公務員打交到,那怕你們態度再不好,群眾都要硬著頭皮上,你們捫心自問,就你們這工作態度,哪個群眾會同意給你們漲工資,所以,只要付出勞動,都可以漲工作,問題是你們是公務員,是公仆,要幫老百姓服務,群眾都不認可你們的工作,你們漲工資群眾怎么能同意。
  • 文章寫得很好,比較客觀,遺憾的是立場稍有偏移,作者是公務員,而且自陳對"江湖"體驗不深,有點瑕疵也在所難免。首先現在的公務員(干部)和老百姓(人民)的關系,並不是網上所煽動的什么"仇官"關系,這一點文章中也有分析,老百姓對公務員有一個"對比",就是毛澤東時代和現在,當時的官民基本上是水乳交溶,現在的官民基本上是油水分離。當然,現在再跟公務員說什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有種緣木求魚之感,但是我們退而求其次,至少應該有"當官須為民作主"的情懷吧。其次,公務員不能只作縱向比較而不作橫向比較,你一個經濟不發達地區三四線城市甚至鄉鎮公務員,去和省城或經濟發達地區大城市的公務員比經濟收入?如果你不能接受,可以改換門庭。公務員的收入應該和本地區橫向比較,以不低于本地區中等偏上為適宜,過低對公務員不公平,過高對老百姓不公平。最后,對作者的"職業論"不敢茍同,古人范仲淹都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天下情懷,難道共產黨的干部竟然只有"當差吃糧"的情操?所舉韓寒的"教師職業"論,大謬!教師的"職業"是教書識字,但是他還有"育人"的社會責任,教師不能說讓人掌握了文化知識就心安理得了,教出一幫有文化的社會敗類如何?危害之大百倍于文盲,這豈不是貽害國家民族?同理,不能把公務員視為職業,因為公務員背負了更大的社會責任。
  • 公務員應該漲工資,因為現在公務員的工資不高,不信,你就把那些市長(包括上海市市長)局長(包括上海市各局的局長)的工資條曬一下,可能都會低得大跌眼鏡的。那些一般的公務員,不用說就更低了。 部門應該合并,現在交叉重疊的部門太多,老百姓辦起事情來,環節太多,多出來很多閑雜人等,雖然工資不高,但是數量大,占了很大比例的工資支出。很多只是蓋章的部門,不能起到管理的功能,勞民傷財,應該裁撤掉,省出來的錢不但能提高公務員的工資,還能夠提高辦事的效率,皆大歡喜。歷史的經驗證明,國家治理得好壞,與吏治有直接關系,官吏越多,吏治越難,現在也是這樣。 減少純接待純會務功能的公務員設置,減少會議相關開支。事實證明,會議的隆重(花錢多少)與否與會議的作用沒有直接的關系,會議參加人數的多少與會議的績效成反比,用會議作為推動工作的主要手段不好。省出來的錢用來給公務員漲工資,公務員的勁頭也出來了,服務態度也好了,老百姓公務員皆大歡喜。 還有很多,篇幅原因,就寫這些。總之,中國現在不差錢,關鍵是如何花到刀刃上,如何產生績效。
  • 說公務員,不能不說體制內,公務員成為民眾眼里的釘子、沙子、香餑餑,這都與我們整個國家體制臃腫低效懶政貪污腐敗形式主義分不開。而懶政腐敗形式主義造成的原因,又來自人多事少。人多就有不干的偷奸耍滑的,閑著沒事搬弄是非造謠惑眾的甚至有賣國漢奸類,一個老鼠害一鍋湯,但是老鼠多了,湯就變成老鼠湯了。人有是如何多的,難道就減不下來,我告你不好減,不是沾親帶故就是老鄉同學朋友甚至是二奶性伴侶等等烏七八糟的各種關系,其實就是利益圈圈。不按編制落實崗位管理單位,瞎編胡造,亂設崗位,尤其是領導崗位,明明就是辦公室,非要再弄出指揮部、聯合保障部,名字都不中央部位大,而且都是些上躥下跳東拉西扯的三無人員(無文化無道德無能力)當領導,這些處在管理指控保障位置的三無人員,能夠科學負責有力指揮保障一線的工作嗎,誰給他干,干也是糊弄跟風。那些有識之士也無能為力,只做旁觀。所以要想改變公務員或吃財政的,在民眾心里的價值位置,不光是教育和建立人員管理條例。更重要的是,從體制編制上的合理設計和嚴格管理。一定要卡死管死。其實人員管理很管,為什么管不好,是因為流氓強盜無賴擋道,因為正規化對他來說不好受不舒服。只有依法按編制管理崗位,一崗一人的固定住,并建立走進有退,淘汰弱差賴懷滑的投機分子的機制。才能依法依規管理調動人員的能力和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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