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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在國際中的地位來看出中國未來的發展

2017-02-28 16:33

說到中國可以說是經歷了風雨,熬過最難的風雨,現在已逐漸步入了正軌,今天我們來看的就是中國未來的發展,我們從中國在國家中的地位中一起來探討未來的中國是什么樣的。

對中國來說,當下正可謂是“千年大變局、滄海橫流時”。

2016年,中國GDP達到74.4萬億元,高于印度,三年后重奪全球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速第一;按照IMF測算,2016年度中國為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是美國的4倍,是歐洲的6倍;美國總統對世界發出實施懲罰性關稅的威脅。同時,中國國家主席發表了支持公正的全球化的主旨演講。                                   ......

驀然回首,今日之中國、今日之中國共產黨乃至今日之世界,已在過去的1500多個日日夜夜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外媒也發出這樣的感慨:

“這個世界好像顛倒了!”

“感覺到世界權力中心正從美國轉向中國。”

“2016年,中國的宏偉規劃可能開始使天平向中方傾斜。”

十八大以來中國最大的成功是戰略決策的成功。支撐一系列戰略決策的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重大創新在過去四年里厚積薄發。

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同志以新一屆黨中央總書記的身份,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會上,向13億多中國人民許下重諾:

 “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解決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們的責任,就是同全黨同志一道,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切實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切實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使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中國最大的成功是戰略決策的成功

2016年12月底,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稱:

自2013年以來,有100余萬名黨員在反腐行動中受到懲處。習近平要求加強對政治權力的約束,創造一個‘制度籠子’,確保黨員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在領導層積極開展反腐斗爭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在鞏固執政黨根基方面正在發生質的飛躍。

2017年1月20日,伍德羅·威爾遜中心基辛格美中關系研究所所長羅伯特·戴利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撰文稱:

“2016年,很多美國人已開始感覺到中國發展對其日常生活的影響。在購物中心,在付款時——而且感覺到世界權力中心正從美國轉向中國。”

“2016年,中國的宏偉規劃可能開始使天平向中方傾斜。”

在2017年1月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西方世界的這種感覺尤其強烈。

德國《商報》刊文感慨:

“這個世界看上去好像顛倒了。即將就職的美國總統對世界發出實施懲罰性關稅的威脅。同時,中國國家主席發表了支持公正的全球化的主旨演講。當今世界最大的共產黨的領導人在達沃斯的經濟精英年會上成為維護自由貿易最強有力的先鋒。”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表示:

十八大以來的四年里,我國勝利完成“十二五”規劃所確定的主要目標和重大任務:24個主要指標完成率高達96%,為歷次五年規劃完成率最高的一次,“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國際影響力,特別是綜合國力又上了一個大臺階。”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首席專家陳東琪表示:

2016年中國GDP達到74.4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7%,高于印度的6.6%,三年后重奪全球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速第一。

按照IMF測算,2016年度中國為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了1.2個百分點,貢獻率達到33.2%。而美國只貢獻了0.3個百分點,歐洲也僅0.2個百分點。這意味著中國的貢獻率遠超所有發達國家之和。

四年多過去了,胡鞍鋼回顧認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大手筆不斷”,最精彩也最有意義的一件大事,就是“四個全面”國內戰略布局加上一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國際戰略布局。

這位專注中國國情研究30余年的學者給出的結論是,“十八大以來中國最大的成功是戰略決策的成功,而戰略決策的成功是中國成功的根本原因。”而支撐一系列戰略決策的基礎,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重大創新在過去四年里厚積薄發。

2中國找到自主道路

“進入新世紀后,人類文明發展開始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突出的標志就是,西方國家的經濟效率、社會效率和制度效率都在持續下降,而以中國為代表的、影響力快速上升的新興國家迫切需要找到可持續發展的自主道路。”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認為,“劇烈的全球性結構性調整,正在世界范圍內尋求新的平衡。”

外部環境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從美國引爆,直接導致冷戰結束后興起的這波最大規模全球化進程的重創乃至停滯,西方發展模式漏洞百出、缺失盡顯。

發達國家尤其是以美國為首、以華爾街金融利益集團為資源配置中心主導的“中心-邊緣”國際生產和消費大循環,產生了自身難以有效克服的制度性矛盾,出現斷裂和崩潰之態。

與此相伴,20世紀最后十年,以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和最后一人》一書為標志達到巔峰狀態、以“市場萬能”論、“政府失靈”論和“經濟人”假設等理論裝配的新自由主義,及其倡導的“華盛頓共識”的全球化發展模式,似乎不可思議地在西方中心美國“觸礁”,掀起一場震蕩全球的金融大危機,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理論受到全面重挫。

8年來,面對世界發展環境日趨復雜動蕩的新現實,以該理論為支撐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和西方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幾近束手無策境地,至今難以從根本上解除金融危機風險……

內部壓力

與此同時,中國發展模式的轉型日趨緊迫。

“中國也是國際金融危機最大受害者之一。”胡鞍鋼研究發現,2016年中國外貿依存度為33.1%,數據回歸到了18年前的1999年。“我國外貿依存度在2006年達到64.8%的頂峰,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兩年開始下滑,直到今天降至十幾年前的比例水平,說明這場危機對中國的沖擊極其劇烈。”

他認為,這是中國經濟增速2010年后下降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

同時也印證了,改革開放三十年后,中國發展轉型的內在緊迫性,一直是現階段和未來相當長時間主導中國經濟社會變革的核心內因。

發展矛盾

新世紀第二個十年最突出的變化是:

一方面,全球化迅猛發展,各國發展所需要的協調深度和廣度前所未有,任何單邊或雙邊的方式都難以解決諸如經濟危機等全球性問題,必須是多邊的集體行動;

另一方面,民粹主義沖擊下的發達國家的國家治理日益分裂和破碎,西方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思維意識不斷強化,正在加大全球發展的協調難度。

尤其是西方發展模式急劇衰頹,世界各國發展共識日趨分化,人類面對著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的大抉擇。

為此,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實踐者和研究學者都開始反思,并尋求新道路、新理念和新理論,以期重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和經濟社會發展新模式。

包括中國在內,人類未來向何處去?

亟待發展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的指引。

劉尚希認為:

審視這個復雜的世界格局,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全球的變化與中國緊密關聯,而中國日益全球化的發展特質,也決定了“要搞好全球的治理,就要搞好中國的治理。

中國內部的治理搞好了,那么全球的治理也就有了希望。”

對中國來說,當下正可謂是千年大變局、滄海橫流時。

3世界看到中國政治經濟學

改革開放后,一個相當長時間內,一些人的經濟學學習和實踐,被西方經濟學完全覆蓋。胡鞍鋼認為:“回頭來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分析理論才是真理、才是基礎。這一點,習總書記給我們帶了個好頭。”

2001年,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在《東南學術》雜志第四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再認識》的學術論文。當時,時值習近平同志在清華大學攻讀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職研究生的學習期間。

這篇長達18000余字的論文,關鍵詞就是《資本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他結合自己施政實踐經驗研讀馬克思《資本論》的思想結晶。

現在,閱讀這篇當時流傳不廣的文章,留給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西方經濟學“如日中天”的新世紀之初,作者堅定自信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對如何認識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出了獨立思考:

比如,“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場新的偉大社會實踐,它一方面要求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必須盡快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又要求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學習和掌握必須‘學以致用’。”

比如,“中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歷史、文化和哲學傳統,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人的主觀因素所產生的影響和作用。”

采訪中,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田應奎表示,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執政實踐上不斷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了一系列全新發展。 

他列舉說:

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

關于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理論;

關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理論;

關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理論;

關于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的理論;

關于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理論;

關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論;

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

實踐表明,這些理論成果是適應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為“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指明了最優路徑。

4“四個全面”有多宏大?看數字

正是對先進理論的成熟駕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為了全面落實黨的十八大所提出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宏偉目標,先后通過四次中央全會,協調有序地完成了“四個全面”的國內戰略布局。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60條、336項改革措施,超過了歷次改革決定。三年多來,中央深改組通過32次會議綿密部署,目前主要領域“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臺。

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在新中國歷史上首次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做出了全面部署,提出六大任務、30項重大舉措、180多項具體措施。

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做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新理念,規劃了31類重大任務,據此制定了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20篇、80章。

胡鞍鋼為《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分析說:“十三五”規劃綱要篇幅為歷次五年規劃最多,并精心設計和科學論證了23類、165個重大項目,在新中國歷史上也是數量最多、水平最高、規模最大、覆蓋領域最全、服務人口最多的,許多開工項目將成為實現第二個“一百年”目標的奠基之作。”

2016年,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對全面從嚴治黨做出了全面部署,制定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

從2013年至2016年9月期間,全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01.8萬件,創歷史紀錄地對101萬違紀黨員干部給予了黨紀政紀處分,贏得了8800多萬黨員黨心、13億人民民心。

“上述四次中央全會,對國家大局和長遠未來的重大問題做出了重大戰略部署,書寫了新篇章,繪制了新藍圖,也吸引了全世界對中國高效而充滿決心和勇氣的治國理政決策的高度關注。”與此同時,胡鞍鋼觀察認為,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基礎上,通過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黨中央順勢而為推動構建基于合作共贏的國際戰略布局。

一是積極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打破冷戰思維,推動中美兩國走一條沒有大國沖突對抗的新路;

二是積極實施“一帶一路”倡議,貫穿連接歐亞非三大洲,共同打造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命運共同體;

三是做好周邊外交工作,充分利用中國是周邊國家第一、二大貿易伙伴的經濟優勢和貿易優勢,加速區域一體化;

四是積極參與國際治理。四年多來,在2014年APEC北京峰會、2015年9月聯合國發展峰會和11月巴黎世界氣候大會、2016年9月G20杭州峰會和11月APEC利馬峰會上,中國最高領導人以出色的大國領袖表現,在全球治理眾多領域發揮了負責任和不可替代的主導作用。

5全球國力競爭:中國已占據主動

在黨中央“四個全面”的治國理政戰略布局下,四年多來,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的“五位一體”建設,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績。

經濟建設

一是經濟實力再上大臺階。

在世界經濟深度調整、增長低迷、全球貿易持續低迷、逆全球化更加明顯、主要經濟體走勢分化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速仍居世界前列,主要經濟指標占世界總量比重進一步提高。

胡鞍鋼特別指出了2016年我國GDP總量的里程碑意義。

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力爭國民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按不變價格計算,2016年我國GDP相當于2000年的4.22倍。也就是說,到2016年我國已經提前實現了總量翻兩番的目標。

盡管近些年中國外貿增長疲軟,但占全球的份額持續上升,已連續四年居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地位。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在全球出口中所占比重達到13.8%。這是美國在1968年曾經占到的比重,此后任何國家一直都望塵莫及。然而,2016年,中國的這個比重進一步提高到14%。

二是經濟結構調整取得重大進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提升中國經濟競爭力。

2013年我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首超第二產業,2015年服務業占比首次超過50%,2016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51.6%,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71%,中國居民消費和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整理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三大差距明顯收縮:

城鄉居民收入持續上升,且相對差距不斷縮小,從2010年的3.23倍縮小至2015年的2.73倍;

且各地區人均GDP差異系數持續縮小,從2010年的50.6%縮小至2015年的43.0%,為建國以來最低;

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持續下降,從2010年的0.481下降至2015年的0.462,年平均趨同化為0.80%。

2016年中國經濟6.7%的增量,高達6.7萬億元人民幣、近1萬億美元,相當于改革初十年的GDP總量。

陳東琪表示,“更重要的是,這是我們主動調控、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所取得的,具有很高的質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中國預計將有4.4億左右中產家庭,中國消費動能的潛力還很大。”

政治建設

制度建設進一步發展。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充分發揮和增強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

進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提高基層人大代表比例,降低黨政領導干部比例;

擴大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完善協商民主制和工作機制,發揮人民政協踐行協商民主的主渠道作用;

推動和完善基層民主制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本建成法治政府;

深化行政體制改革;

加快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等等。

胡鞍鋼認為,近年來,從全球范圍內特別是大國之間的公開制度競爭局面觀察,“西方制度弊端和劣勢更加凸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制度創新、制度質量、制度優勢、制度競爭力和影響力,顯示出了越發強大的生命力。”

文化建設

我國構建了世界最大規模的現代公共文化體系,覆蓋了世界最大規模的人口,提供了最豐富且多樣化的文化產品以及文化精品。

截至2015年,我國廣播節目綜合人口覆蓋率達到98.17%;

電視節目綜合人口覆蓋率達到98.77%;

全國電影票房收入達到441億元,居世界第二位;

全國公共圖書館、文化館(站)、博物館服務人次達到近20億。

我國不斷擴大對外文化交流合作,主動“走出去”。

截至2014年底,全球共有127個國家和地區開辦了476所孔子學院和851個中小學孔子課堂;

2015年海外中國文化中心總數達到25個,

其中2014年開展各類文化活動超過1000場,直接受眾逾200萬人次。

社會建設

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邁上一個大臺階。

“十二五”時期,城鄉居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分別達到7.7%和9.6%;

城鎮新增就業人數5年累計新增6431萬人,創歷史最高紀錄;

按2011年提高后的貧困標準(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人民幣/年),從2010年的16567萬人減至2015年的5575萬人左右,農村貧困發生率從17.2%降至5.7%;

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從2010年的74.83歲提高至2015年的76.34歲,提高了1.51歲,主要健康指標已居上中等國家前列;

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2010年的9.7年增至2015年的10.23年;

我國人類發展指數(HDI)從2010年的0.699上升至2015年的0.730,進入世界高人類發展組,使得該組人口總數達到史無前例的25.17億人。

生態文明建設

中國已進入經濟增長與資源消耗、環境污染排放等逐步脫鉤階段。

2015年全國耕地保有量達到18.6億畝,高于2010年的18.18億畝,根本改變了過去長期(指1957~2006年)耕地資源持續下降的趨勢;

2015年,工業用水量已比2010年下降了7.8%,農業用水量比高峰年的2013年減少了1.8%,首次進入“雙高峰”后的下降期;

2015年我國每單位GDP能耗下降至7.007兆焦,已接近上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至12%,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綠色能源生產國、消費國;

碳排放增長率從2011年的8.0%下降至2014年的0.18%,且提前達到碳排放高峰,2015年首次出現負增長。

“十二五”時期,我國森林覆蓋率從20.36%提高至21.66%,森林面積達到2.08億公頃,人工林面積繼續居世界首位;

生態主體功能區逐步健全。國家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大氣十條)、《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水十條)、《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土十條),開展前所未有的環境治理。

總的來說,“十八大以來,中國綜合國力上了一個大臺階。”胡鞍鋼表示,按照2011年國際美元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占世界總量比重從2010年的13.89%提高至2015年的17.14%,2016年將達到17.80%,實際已經超過美國15.80%的比重。

他強調,“在經濟全球化的公開競爭中,不進則退,進慢也是退。當前,我國與發達國家綜合國力相對差距的動態變化日益加速,形成了于我越來越有利、越來越主動的新的戰略格局,這是過去四年多最令人矚目的全球性發展現象。”

6全球化大考:中國該如何抉擇?

2016年底,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刊發的一篇題為《全球化死亡之旅始于2016》的文章悲嘆,“未來的歷史學家也許會說:2016年是自由貿易遭遇重大挫折的一年,甚至是最新一波全球化進程終結的開端之年。”

尤其當以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為首的一些西方政要們,將問題歸罪于全球化并企圖逆轉這一時代潮流的時候,全世界都將目光轉向了中國。

1月17日,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用一場主旨演講警醒世界,人類歷史告訴我們,有問題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問題,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思路。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正確的選擇是,充分利用一切機遇,合作應對一切挑戰,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走向。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黃衛平:

全球化是人類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自然過程,它的包容性天然地要求市場和貿易規則不斷擴大和統一,這一特征決定了全球化進程不可能被中斷。所謂中斷,也只能是中斷通過權力讓步和制度安排形成的具有排他性的一體化進程,比如TPP。

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幼文:

經濟全球化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后,貿易投資自由化向深度發展,要求各國國內體制實現更高水平開放,更多國家參與全球化后發展水平差距巨大,各成員方利益分配關系更為復雜,導致一些國家人為地停滯或反對參與全球化。

 

尤其是當世界經濟處于下行期的時候,全球經濟“蛋糕”不容易做大,增長和分配、資本和勞動、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會更加突出,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都會感受到壓力和沖擊。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治經濟學出發,通過自身的結構調整和內部改革,有效應對挑戰。”

一是遵循生產力的基礎性作用原理,注重自主創新,以創新驅動發展;

二是遵循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積極作用,全面深化改革釋放發展新動能;

三是遵循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規律,抓執政黨自身建設、抓服務型政府建設、抓政府對市場的監管。

“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發展和改革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原則。”黃衛平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為世界作出了榜樣,“不是將問題歸咎于別人,而是以自勝者強的進取心態,改革自身以主動適應時代變化。”

因此,面對當前全球范圍內“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大氣候,多位國情權威研究人士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表示:

一方面,要清楚“一山放出一山攔”,提醒國人“常懷憂患之思”;

另一方面,則必須“咬定青山不放松,任爾東西南北風”,一是保持中高速經濟增長,又好又快地繼續做強國家經濟實力、做大國民財富“蛋糕”;二是矢志不渝將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到底。

在黃衛平看來:

經濟發展就是逆水行舟,按照勞動生產率計算,2016年,我國8億勞動力創造了11萬億美元GDP,美國1.7億勞動力創造了18萬億美元GDP,“這意味著,我國財富創造能力,與發達國家差距甚遠,決不能未富先驕、未富先懶。”

7中國要為人類開辟共同富裕之路

劉尚希對《瞭望》表示:

過去30多年的改革發展,主要是以政府與市場關系為主線的市場化改革,主要是“長個子”,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現在不僅需要強健的體格,更需要健康的心理和成熟的精神。遺憾的是,以政府與社會關系為主線的社會化改革有些滯后。”

市場改革培育經濟理性,社會改革培養社會理性,即公共理性。

他認為,

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我國社會中,經濟理性超前發育,而社會理性也即公共理性嚴重滯后,表現在現實生活中,就是倫理道德、職業操守和社會責任缺失;

而唯利是圖、不擇手段、不講誠信一度成風;

創新意識不足,投機、泡沫、短期化行為頻生。 

這位財稅研究權威學者,從自己幾十年追蹤研究中國財政改革的視角感受到:

“社會改革應當成為整個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只有社會改革推進了,社會理性不斷發育,經濟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乃至生態文明建設才會有更穩定推進的基礎。”

“在當代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即意味著資本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工具,但不能一切任由資本說了算;推進社會改革,就是擴大社會主義因素、堅持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形成市場經濟與共同富裕有機結合的社會主義經濟新體制。”

在劉尚希看來,“中國能不能引領21世紀的人類文明,就看能不能通過市場經濟從先富帶動后富,走進共同富裕。這是整個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最難解決的發展問題。”

胡鞍鋼也有殊途同歸的思考:

“21世紀上半葉,中國將發生三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件,

一是用20年時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二是到2030年構建共同富裕社會;

三是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這其中,構建共同富裕社會是一個承上啟下的發展階段,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延伸,也是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經之路。”

他強調:

共富社會不是平均富裕,而是指社會差異相對較小,且可管理、可調整;

共富社會的核心是共同建設、共同發展、共同分享,使十幾億人能夠共同享有發展機會、共同提高發展能力、共同提高發展水平、共同分享發展成果,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共富社會;

共富社會的底線是發展不出現貧富兩極分化,消除各類絕對貧困人口。

建設共富社會,必然也將延伸到國際社會,也就是中國與世界共同繁榮,

胡鞍鋼認為:“中國與世界既是利益共同體,更是命運共同體。只有世界特別是南方國家(指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發展繁榮了,世界和中國才能得到更大的發展繁榮。”

這意味著,中國不但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特別是幫助南方國家富裕起來;不但要支持和參與全球化,也要積極主導全球化,使之朝著更加公平、合理、均衡的方向發展。

“2020年,中國實現貧困人口全面脫貧和14億人全面小康,進而將14億多人從小康社會帶向共富社會建設,這對人類發展理論、發展道路、發展模式都是史無前例的偉大貢獻。”從這個層面,黃衛平把“一帶一路”倡議看作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際脫貧共富工程。

過去三年多來,中國正是借助“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的設立,將自己在全球化中獲得的寶貴資金、發展成果、先進技術和脫貧經驗,分享和回饋給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使得南方國家第一次集體搭上了駛向發展繁榮的“全球化高鐵”。

正如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所言,

“中國人民深知實現國家繁榮富強的艱辛,對各國人民取得的發展成就都點贊,都為他們祝福,都希望他們的日子越過越好,不會犯‘紅眼病’,不會抱怨他人從中國發展中得到了巨大機遇和豐厚回報。中國人民張開雙臂歡迎各國人民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便車’。”

現在,已是十九大準備“開題”的時刻,胡鞍鋼認為,長遠性、戰略性、前瞻性規劃跨越2020年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新方略的時機已經成熟。

網友薦論

  • 分析得太好了!三十年前我上中學時學習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直以來馬克思的辯證法為我們的社會實踐提供了方法論,而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的論斷卻并未充分體現。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和實現“四個全面“的堅定信念帶領中國穩定發展,當下中國人面對國際變局和亂局從容應對,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們對社會主義制度由衷自信!
  • 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一貫以公平自由自詡,而一次次經濟危機由美國引發的事實證明,美國靠轉嫁發展成本牟利的做法是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根源,從借債消費,借債強軍、借債稱霸讓人明白美國人的所謂“消費未來”其實是消費世界,而一句還不了債就把中國人殺掉的童言讓人不寒而栗的是它似乎就是美國的真實寫照。
  •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的路,當初是由總設計師選定的;我們不曾忘記,總設計師當初就曾指出“改革開放能否最終取得成功?關鍵取決于政治體制改革,能否成功。”當讀到本文有“……人大要擴大基層代表比例,縮小干部代表比例,……。”這顯然已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邁出的又一次里程碑式堅實性步伐!今年的兩會更值得期待。
  • 很多人或者學者專家評論國家發展有個輪回周期概念,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后會衰落!我覺得這理論未必對!比如中國,堅持一不忘初心,初心是什么?初心就是新中國創建時所追求的目的心愿!二:中華五千年的智慧就是中華民族綿延的法寶!比如水滿則溢,但容器中的水永遠八分,不就不溢了嗎?用到國家上永遠不忘初心,永遠利用五千年的民族智慧,這兩方面就會打破或者盡可能長的延續發展,延續繁榮!
  • 在當代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即意味著資本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工具,但不能一切任由資本說了算。國家和政府要牢牢掌控住資本,不能允許資本越過平衡線。改革發展要逐漸增加和呈現社會主義的因素,這樣才能越發體現出自身制度和體制的優越性,形成吸引力。在國家宏觀層面我們的專家學者論述和著作汗牛充棟。在制度建設,理論建設等頂層設計上適應發展建言獻策。希望今后在地方經濟社會發尤其是縣市一級的整體發展改革中多多關注。現在縣一級地方政府的與地方資本由于各種因素,關系或強或弱,利益交錯錯終復雜,有些實質性的有利于民生和社會發展的改革很難推進或是推進很慢,難有作為。希今后望也能看到這方面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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